我的清华和乡下纪念毕业30周年

1981年夏天，我从鄂东南一个不知名的小县—通山县考入清华，在当地是一件到处传扬的大事。有一次，我路过一座桥亭，听到有人添油加醋、绘声绘色地演绎我的传奇，忍不住插嘴说，其实他没这么神奇，只是一个很不走运的农家子弟。没想到招来众人异口同声的指责。这使我首次认识到，在基层社会里，清华拥有多么神圣的地位。

考上清华之前，我小小的人生的确颇有一番周折。小时候，为了与一位年长两岁的堂兄结伴上学，5岁就跨进了小学的门槛。期间，新学年的开始，从春季改到秋季，我又跳了半级，小学只读了4年半。加上初中只有两年，到1976年毕业时，我只有12岁。我失学了。由于家庭成分”问题，推荐”上高中的名单里没有我。父亲反复去找学校和公社革委会，都被冷漠地拒绝了，没有半点通融余地。

那时的乡村十分贫穷。我时常半饥半饱，营养不良，长得十分瘦弱。失学回家后，顶替父亲去了离家二十多里的水库工地，自带工具、被褥和粮食，白天把土石从山谷挑上大坝，晚上住在茅草盖的工棚里，与许多男人一起挤大通铺。祖父感叹说，派个徭役还要自带粮食么？吓得父亲连忙制止他，请他少说两句。

祖父在家乡是有名望的读书人。曾祖在当地率先兴办了利用水力加工稻米的作坊，在生产规模和成本控制方面，获得了显著优势。他生产的大米饱满晶莹，不仅风靡本地，而且远销武汉三镇，在汉口设立了颇具规模的米铺。随后，他在家乡买进了数百亩稻田，把产业链延伸到种植环节，一时富甲一方。创业有成，他要求子孙勤勉读书，接续耕读传家的家风。祖父成年时，已成当地屈指可数的饱学之士。

大约在5岁之前，我和几个孙辈就经常倾听祖父给我们讲书。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一个春水涟涟的日子，祖父带着一群孩子，在家门前的小溪边给我们讲《诗经》的关雎篇。讲到在河之洲”祖父说，这个河”可不是你眼前这条小河，它叫黄河。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这是多么大的气概！那时我暗下决心，以后一定要走出这个小地方，要去黄河边看看这恢宏的气势。考上清华的第二年，我在途经郑州时下车，第一次站在了岁月苍茫的黄河边。

冬修水利散场后，我到家乡附近的一个知青茶场顶替派工。场里从武汉下放来的知青，多数是初中毕业生。这年秋天，传来了国家恢复高考的。我很兴奋，以初中学历报考了中专。附近的中学在庭院里支起了一个备考点，有老师义务为大家露天讲课，每次都有数十人如饥似渴地听讲。我自告奋勇，为大家讲了两篇古文。没想到打动了一位老师，他私下为我介绍了一位数学老师，对我进行一对一辅导。

考试成绩公布时，我正在几十里山路之外的深山里为茶场砍柴。茶场派了一个工友，走了一整天，上了，成绩全县第一。我向几个工友借到了几块钱，买了两张车票，和我的工友一起赶回县城。饥肠辘辘，口袋里只剩一毛多零钱，勉强够给工友买一碗猪血面条。工友给我分了半碗，又请餐馆多添了一点汤。每每想起这些往事，就会觉得，苟富贵，勿相忘，也是一种朴素善良的感情。

这一年，我还是没能如愿踏进学校的大门。

父亲有个忘年的朋友，也是我的小学老师，对父亲说，您要让孩子读高中，考上清华北大。国家正缺人才，只要考上清华北大了，就没人敢以政审之名捣鬼啦！没人再能拦住他！

机会很快来了。1978年夏天，县一中从全县6000多名中考生中录取200人，我们公社剃了光头在全县大会上，公社书记被点名批评，脸上无光，指示要办一个重点班来年打个翻身仗。我得到，通过小学的戴帽初中参加考试，以全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重点班，开学时已是国庆节过后。第二年夏天，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县一中。

考上一中那年，县里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位同学考入了清华，他的班主任康来鸣老师成了我的班主任；一位同学考入了北理工，传出了一段传奇故事—据说他也成分”不好，有人扣押了他的录取书。结果，咸宁军分区的一辆吉普车开到他家里，直接把他送到了北京。这两件事给了我很大的信心：第一，我也能考上清华；第二，没有人再能拦住我。

一中离家约十余里，同学都住校。由于家境困难，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每周带一罐腌菜，凑合吃一周。与同学腌菜，也结下了淳朴的友谊。周末回家，跟祖父说起康老师的博学慈祥，祖父喜不自胜，给我讲了《诗经·大雅》的卷阿篇：凤凰鸣矣，于彼；梧桐生矣，于彼朝阳。祖父的讲解总是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县一中的两年中，我基本上保持了总分第一。为了开阔知识面，我找到图书室的戴贵云老师，把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大学化学都借来浏览了一遍。再看中学课程时，果然有高屋建瓴之势。两年后，我顺利参加了高考，并以全地区（现咸宁市）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实现了从乡下上清华的梦想。

1987年夏天，我迎来了我的毕业季。由于跨越文理两科读了两个专业（化学工程学和学）可选择的工作机会较多，反而没了主意。凑巧的是，贺美英副书记在科学馆门前看到我，特地下了自行车，让我先留在清华，看准了再走也不迟。

徐葆耕教授迅速安排了此事，把我分配到电教中心做编导。中心旋即送我去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参加研修班，学习电视编导摄课程。但是，这份工作对我来说太过平庸，始终没有激发我的热情。在这期间，我在图书馆看到纽约时报一位科学的系列著作，每本书聚焦一个主题，包含5~6篇Topics，都是对一流科学家的访谈，内容深入浅出，饶有趣味，一般读者可以读懂。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啊！抚着一本本新书，闻着淡淡的，我一时心绪难平。

没想到，直到九年之后，我才有了走进这个方向的机会。

在此之前，我采访了上百位水利专家、政府主管官员和行业人士，撰写了一部长篇访谈录《梦断长江：三峡工程的决策和论争》虽然奉行了平衡采访原则，并且只做访谈实录，但在出版时遇到了意外的阻挠。为了不让心血白费，最后把书稿给了远离北京的广西人民出版社，并按能够出版的要求删节和改写，改得面目全非，只剩下大约三分之一的篇幅。

有了这次教训我在准备研究汽车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时，刻意绕开了对利益集团的触及，选择了汽车文化、社会和创业的角度。书稿完成后，又在几家出版社辗转了两年。后来承蒙陈惠湘先生推荐，《汽车神话：文化、社会和创业》才得以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时销量和热度都超出了我的期望。在央视读书时间做的一期专题中，我预言了汽车将在未来十年广泛进入普通家庭。这在当时（1998年底）还是过于大胆的预测，节目编导说连想都不敢想而到2008年底，我家已经买了第三部轿车。

两次不成功的尝试让我意识到此路不通是否值得继续为自己的梦想投入盛年的心血？这时，爱人因患癌症做了第二次大手术。医生给我的忠告是：如果可以，就为她多挣些钱；如果不能，就多陪陪她。

我选择了下海进入商界，成为蓝色光标第一位副总。那时公司还很小，薪水微薄，工作却极为繁忙。我不仅要负责像思科这样极具性的客户，而且还致力于媒介资源和知识体系建设。做这些事，都是我的强项。

公司快速成长并且充满活力，薪酬水涨船高，但我并不快乐。公关服务的客户立场，有时会表现为肉麻的吹捧，无原则的开脱，甚至与对手进行卑劣的缠斗。只有少数雇主能够理解专业精神，认可真正专业的服务。在这种处境下做事，我时常追问自己：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吗？我再努力，又能成为一个什么人？一个公关专家？抑或是一个混迹于商界大佬之间的吹鼓手？

每当这种时候，我都会想起我的故乡，那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想起我从小受的教诲，曾经的苦难；想起我的初心。

2011年夏天，我创立了一家移动互联网技术公司，了大量精细功能模块，像搭积木一样为中小企业快速、低成本创建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我们称这种平台模式为Apps factory mode，一度还算成功。3年之后，公司改制为股份公司，2015年初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2016年，我终于找到了一条纽带，把我的事业与渐行渐远、注定已经失去的乡村重新到一起。这一年，我痛下决心，收缩移动应用业务，开拓新的业务方向，开创了一个全国优质农产品直供体系。我们了一个功能强大的平台，组建了专业的选品团队，从国家认证基地精选绿色、有机、原产地优质农产品，通过一个自生长的人际网络快速获取最终客户，从产地直供家庭餐桌，废弃一切中间环节。

有人说，这是一个颠覆性的营销模式，开启了优质农产品营销的渠道；有人说，由于食安形势严峻，这个模式把流通环节的食安风险降到了最低，抓住了巨大的商机。

毕业30年，我做过许多工作，其中不乏得意之作。但是，从来没有一项工作，能像现在这样，得到过如此之多由衷的称赞和期待；也从来没有一项业务，能像现在这样，让供货商、消费者、合作伙伴和员工都是赢家。

我很庆幸，在过了知天命的年纪，重新找回了自己失去的乡村，找回了自己的起点，找回了工作的乐趣，和对他人、对社会的。

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校友加入了我们的体系，了我们的品质和乐趣，体验了我们如何做事，如何担当。我们发起了城市合伙人计划，期望加入的校友和公众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完美。

在清华园收获了爱情。

回到家乡的小河边。

毕业了，经常回清华。

给北大学生讲创业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