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惊艳

无论是青春、健康的失去，还是快乐的一天结束、一段关系的了结，或者，当然，一个爱人的死亡。为了活得真实，活得完整，我们必须要能接受失去。

有爱就有痛。

但也只有爱能治愈因爱而来的痛。

人生千差万别，有时会让人觉得如此不平等，但人生中至少有两件事，在它们面前人人平等——爱情和死亡。

我们都无法抵御爱情来临时的攻城略地，正如人人最终都要降服于死亡。

现实真的这么煞风景。在和别人牵手的大喜时刻，生命在尽头给每个人都预设了危机：失去爱人、父母、亲朋甚至子女的危机。

但在很多时候，死亡是最大的禁忌，死亡带来的悲伤也被深深误解。

“要治愈悲伤，首先要允许自己感受伤痛。”

悲伤治疗师朱莉娅·塞缪尔一生遇到了诸多案例，看到的普遍情况是：

“真正伤害一个人、一个家庭、甚至一代人的并不是悲伤所带来的痛苦本身。而是他们为了逃避痛苦所做的事情。”

在这些失亲者触摸死亡的故事里，酗酒、愤怒、内疚、逃避……他们在处理悲伤的时候经常力有不逮，但他们也愿意为了继续生活而竭尽全力。

因为，只有与痛共处，痛才会被治愈。

01

失去儿女

菲尔与安妮特度假时 溺水

菲尔与安妮特和另一个家庭在西班牙度假。那是快乐的一天将要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泳池四周——四个大人和六个孩子，边忙碌边聊天。

他们没有注意到安布尔悄悄走进了泳池，她通常坐在池边的台阶上，溺水的过程快得可怕，静得吓人，当他们注意到的时候，她头朝下漂浮在泳池中，当安妮特尖叫，菲尔跳进去救她时，他们都被吓坏了。

菲尔绝望地试图救醒她，而安妮特则打电话叫救护车。因为他们在一座山上的别墅里，救护人员花了二十分钟才赶到。太迟了：丧失意识只要两分钟，死亡是四至八分钟。

对于菲尔和安妮特而言，他们创伤的核心触发点是看到安布尔漂浮在水上，试图救醒她而失败，然后把她的尸体送上救护车。一个孩子踏入泳池，却得到如此毁灭性的悲惨下场，生活的残酷充满随机性。

这是个错误，完全是个错误，而且可能发生在我们任何一个人身上。

菲尔和安妮特做了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尽管极为内疚，但他们不会让内疚吞没他们。他们坚信他们能维持还好的状态要归功于他们的另外两个孩子——亨利和碧翠斯，因为他们需要确保孩子有快乐的时光。

菲尔表达了他内心的冲突：“当我感觉良好的时候，我会内疚，当我难过的时候，我觉得像是在向她表达对她的思念。痛苦让一切变得暗淡。我在摸索着寻找出路。”

安妮特一直很忙，像是积极地想让大家都向前看。她显然跟菲尔一样深深地悲伤，但她不习惯于多说什么。她说：“我只能继续做事情，我一天到晚都会想她，这很沉重，我已经哭干了眼泪，很累。”

碧翠斯思念她的玩伴，她的妹妹，极其思念。她会抱着安布尔的泰迪熊睡觉，眯起眼睛，仿佛能从心里看到安布尔。有时，她会把泰迪熊的头放在自己心脏的位置，好像安布尔就在那里，她对安布尔低语，讲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的新鲜事。

当他们一家讨论怎样给安布尔过生日时，亨利主意最多：要有一个带蜡烛的蛋糕，要用灯笼将一封信送上天空给她。

母亲安妮特最确定无疑的“进展”是：安布尔死后九个月，安妮特怀孕了。

怀抱希望和对安布尔的事感到悲伤，这是两个相互平行的过程，一个并没有抵消另一个。安妮特有过三次成功的怀孕经历，她对这一次的成功也很乐观。在他们最暗淡的日子里，它带给他们最光明的期待。

他们本能地知道，爱是面对失去的最好的镇痛剂，向爱敞开怀抱可以帮助他们承受悲伤。他们想去安布尔出生时为她种的树下，那儿也留下了她的一部分骨灰，这样他们会觉得离她近一点。

菲尔也觉得在那里离安布尔更近。在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头向后仰，闭上眼睛，对着天花板说：“如果我能到达天堂，而且能说上那么几句话，那我说的话会是关于爱，会是问她是否平安快乐，以及说出我有多想念她。”

内疚

失子父母的内疚感很强。相比其他失亲，失子父母更倾向于坚持孩子的死亡责任在己，而无视死亡原因。意外死亡会加剧这种情况，家庭成员会经常在脑海里反复回想死亡情形，想要回到当时，重新做任何可能带来不同结果的决定。

说“错不在你”对这样的夫妻无济于事——就像跟人说不要担心一样，这是他们无法实现的良好愿望。相反，内疚感必须被仔细检查并开成公布。只有这样，它的力量才可能被削弱。

这个过程通常有助于厘清他们内心的自我暗示与真实情况不符。两个声音默默对抗，变得更加清晰。理性上，他们可能知道死亡的真实原因是意外或自然因素，但是心底的声音却告诉他们，这百分之百是他们的错误。

最初，无法言说的冲突往往构成了他们难以忍受的紧张的核心，当它变得更清晰时，一部分紧张就会消散。

02

失去伴侣

凯莉三十岁时，伴侣遭遇自行车意外

凯莉紧张地笑着。她年轻，只有三十出头，对一个寡妇来说，这个年纪实在是太年轻了。

她长期以来的伴侣——加勒比黑人血统的米切尔，三个月前在骑车时意外身亡。

她一直在笑，但是褐色的小眼睛里有受惊的小动物般的眼神。乌黑厚重的刘海之下，可以看到她眉毛上的汗珠，她的身体也紧张不安。

我很疑惑，天晓得她怎么能为两岁的儿子、现在失去了父亲的小男孩当妈妈。

凯莉问我是否注意到了她一直穿黑色衣服——我当然注意到了，她希望我知道她这样穿是为了米切尔。她没办法说服自己穿鲜艳的衣服或者化妆打扮，这是她向周围世界表达她的哀悼的方式。

“我想用伏特加和汤力水做晚餐，我不想做饭。”

我感觉到她的身体里有一股沉默的愤怒，安静而又死气沉沉，将其他所有感受都笼上阴霾。当她感到失控时，这股愤怒会带入巨大的恐惧。她试图阻挡它，但是它会积累成一股不可遏制、随时迸发的暴怒，她会用力捶打枕头或者喝酒来麻痹自己。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她发现自己在哭泣之后会冷静一点。

我们逐渐了解到凯莉的不稳定是有缘由的。

在凯莉心里，米切尔仍然活着，她只是被米切尔抛弃了，被米切尔抛在身后的愤怒席卷了她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来说，她觉得如果她足够生气，足够拼尽全力，叫得足够大声，她就可以让米切尔回来。

但每当她感觉稍好，这样的想法就会让她绝望，因为她再次意识到，米切尔不会回来了。这导致了凯莉仿佛一次又一次经历了米切尔的死亡。没有米切尔，凯莉对于生活的想象是“一片漆黑”，每当她这么想，她就会远离一个积极生活的女人应该做的所有事：吃饭、工作、关心儿子。

我想到一个主意，找一个能放在凯莉口袋里的东西，用它来代表那些我们俩目前都没有能力做到的事情——一个具象的物体代表抽象的治疗内容。

我给了她一块特别的石头，那是一块石英石，手掌大小，闪闪发光。凯莉拿过去，在手里把玩，抚摸那块石头。我们决定让凯莉把石头保管在自己的口袋里。在治疗术语里这叫作“过渡对象”（transitionalobject）——它对凯莉来说很有用。

凯莉有一天跟我说，她希望和我谈谈怎么处理米切尔的骨灰，这让我很惊讶。他的骨灰装在骨灰盒里，已经在她的床边放了两年。

几周后她宣布，决定将骨灰撒在公园。米切尔的家人定了日子，邀请了几位最好的朋友。我和凯莉讨论了要怎么向儿子达雷尔解释。她现在明白了她需要告诉达雷尔真相。

她对达雷尔说：

“你知道的，爸爸死了以后，他的身体不能继续工作，没有任何感觉，心脏不再跳动，所以我们把他的身体放在了一个特制的金属盒子里，盒子变得很烫，烫得把他的身体烧化了，只剩下骨灰，里面还有一些小块的骨头。我们一直保存着这些骨灰，现在我们要把骨灰撒在一个特别的地方。”

这听起来有一点点残忍，但是达雷尔像大部分孩子一样，不会像大人一样对死亡那么敏感。他问了很多问题：

有多烫？那个地方为什么特别？最后他们以凯莉给达雷尔讲他爸爸的趣事结束了讨论。

仪式很简单：米切尔的爸爸抛撒了骨灰——凯莉没办法做这件事。

一段沉默之后，所有人唱起了福音歌曲，哭泣，微笑，歌唱。

这是一个对的决定。

酒精与毒品

对于那些失亲者而言，为了麻痹悲伤的痛苦而增加毒品和酒精消费是非常普遍的情况。我们可能知道这是恶习，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会去做。

酒精或毒品上瘾通常是在家庭当中发生的，并可能存在遗传倾向，有些人则认为这是一种人格类型。但代际传递过程中最可能产生影响的因素是条件作用：孩子从父母那里学到，喝酒或吸毒是面对困难的一种可接受的方式。

无论滥用的原因是什么，毒品和酒精都使失亲造成不良后果的风险上升，并因此累及他们的孩子，有时甚至是数代。成瘾会阻止人们接受事实真相——而正是这种不面对现实的极端行为阻止了人们摆脱悲伤、体验上天赋予他们的完整的生命。

0

失去父母

谢丽尔，母亲突发疾病

谢丽尔的生活里没有快乐——婚姻里没有，工作中也没有。她的母亲两年前死于心脏病，但是谢丽尔没有把她的感受和母亲的过世联系起来。

我问她来见我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感觉好一点儿，”她说，“我觉得我正生活在一个灰色的胶囊里。”

谢丽尔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很愤怒，她很少直视我。我告诉她，我从她那儿接收到的双重信息是：“照顾我”和“立刻后退”。而我感觉，她在对我又拉又推，然后她就立刻关闭了自己的心门。

这是大自然的一个设计缺陷，让人感觉很残忍：当我们身处痛苦之中时，我们往往会向他人发出“退后”的信息，或者我们会愤怒，拒绝我们周围的人，而这恰恰制造了与我们的实际需要（而且是最深刻的需要）——被爱——相反的反应。

有的时候，谢丽尔也会以充沛的活力突破她的胶囊，特别是当她提到十四岁的儿子杰克逊时。

那时她的微笑会映入我的眼帘。像大多数母亲一样，她觉得很难目睹儿子因外婆而哀伤，那让人感到“难以接受”。她本能地觉得需要立刻阻止儿子继续感到悲伤，告诉他“没事的”，就像她的母亲跟她说的那样。我们认识到，母亲的这种抚慰通常是根深蒂固的母性本能，但它的副作用是压抑了孩子的痛苦情绪。

谢丽尔沉浸于母亲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到去世之间发生的事情，当她说“我感觉该多做些事的”时，伴随着话语的是来自胸腔深处的沉重叹息。她的喉咙紧绷得“像一块石头”。当关于她作为女儿的失败的焦虑被层层剥去，一种燃烧的愤怒出现并袭击了她。

谢丽尔说得越来越多，这说明她对自己面对的新的现实有了越来越清楚的认识。

我开始更多地看到她，开始看到她被沉默的愤怒所压抑的力量。我请谢丽尔带照片或任何能让我感受到更清晰的形象的东西。她背来了一个双肩包的家庭材料：她和兄弟们儿时的可爱照片，她母亲的围巾和最爱的胸针。她不自觉地把东西摆放在她的腿上，给我讲述了和强势的祖母在牙买加度假的家庭故事。

当她描述自己的经历和母亲辛苦努力给她创造的机会时，我能感到她为母亲而骄傲的感情在增长。她说话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

不知不觉中，她拿起围巾闻了闻：她彻底崩溃了，泪如雨下，将脸埋进围巾，每隔几分钟就有节奏地重复着闻、哭泣和用围巾擦拭眼泪。妈妈的香水味儿把她带回了过去的时光，她坐在妈妈膝上唱着歌，将头埋进妈妈的胸膛。

在我们能够看清楚妈妈之前，最早的意识是妈妈的味道，而有人相信这也是我们死前最后的意识。

自此，我们的工作进展得顺利多了，进度显著加快：她似乎在等着被解锁。她重新找到了那个尽己所能地爱她的母亲。

“我是想，如果我回避她的爱，就能回避痛苦……但那让我的生命停滞……黑暗的那面我很熟悉，而与之相反，快乐的感觉，就像一个新的朋友，就好像是这些年来我第一次呼吸氧气，纯净的不含杂质的氧气。我找到了失落多年的那个自我。”

说再见

很多人没有机会跟他们的母亲说再见，谢丽尔没能充分利用她和母亲的时间。

我不相信“终止”这个概念——人死了会有一个完全彻底的结束，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像这个概念暗示的那样机械。

但是，有机会跟父母说出需要说的所有的事情，这对子女来说，无论在父母生前还是死后都是至关重要的安慰。一起合影，录下父母的声音，留下积极的回忆——所有这些在他们身后会变得极其珍贵。

在我的经验里，那些在父母死亡后恢复得太快因而有时感到内疚的来访者，通常是在父母去世的时刻已经体验他们大部分的悲伤。

这是三个不同的关系、不同的故事、不同的过程。

有人幸运些，有手相牵，有灯引路；有人艰难些，孤单无靠，四顾茫然。

我们似乎被驱使着在各方面追求完美、秩序和逃避困难——死亡和临终则在这张单子的顶端。

但是，继续排斥死亡，我们也就无可避免地在排斥生活的丰富性。内心深处，我们知道爱的另一面是失去，而我们无法只取一端。

无论是青春、健康的失去，还是快乐的一天结束、一段关系的了结，或者，当然，一个爱人的死亡。为了活得真实，活得完整，我们必须要能接受失去。

直面死亡和接受失去并没有简洁和快速的方法，人的悲伤是最难读懂的情感之一。

但以上的三个故事至少都呈现出小小的进步信号，比如菲尔和安妮特打算迎接新的生命，凯莉能够和孩子谈及爱人的死亡，谢丽尔终于能够感觉自己的失去埋进母亲的围巾里哭泣。

死亡偷走了我们对未来的期望，但却带不走我们曾经拥有的关系。我们与逝者的联结在被本质上被我们的记忆所维持。

这些记忆也许是我们拥有的最宝贵的礼物。它们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成为我们继续生活的指引和见证。

内容选自

《悲伤的力量》

[英] 朱莉娅·塞缪尔

（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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