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学史一向有以论点代替历史的倾向吗

“我们的文学史一向有以论点代替历史的倾向，结果是广大读者记住了一些作品、记住了一些作品的主题，以至于记住了一些文坛上的思想、论证、大批判，但对作家的印象却几近于无，只有一个简单的履历，哪一年参加革命、哪一年开始写作而已。”在近日北京举行的“《文史我鉴》作品研讨会”上，老作家邵燕祥直言当代文学史写作，因为忽视文学本身的认识意义，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读者。

《文史我鉴》是从《江南》杂志同名栏目中精挑细选而成的。该栏目是《江南》精心设置的一个重点文化栏目，开栏至今已刊出数十期，文章大多挖掘近当代浙江籍文化大师们的人生际遇和公案，以史为准，揭示很多鲜为人知的独家秘闻。

研讨会上，邵燕祥以特有的幽默语调“现身说法”:由于种种原因，自己还停留在希望通过读文学史或是文学作品了解现实的人和事，提高自己的认识这么一个层次上。“所以相比僵硬的文学史或是虚构的作品，我更爱读纪实的东西。”“《文史我鉴》把作家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符合我们传统的知人论事的原则。我们对作家有了更多的了解以后，再来读他的作品就会更好。”

评论家陈晓明表示了相近的见解。他认为，现在的历史书写，太过偏重晦涩的理论叙述。“郜元宝说过，现代文学史是没有故事的历史，我们有那么多的理论，却独独没有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故事的文学史也就是没有血肉的文学史。”“相比之下，类似《文史我鉴》这样，写出了个人对历史的感受，个人一种记忆历史的方式，这种独特的、个人的、记忆的、历史的笔法，对我们大学里面的文学史的叙述，对主流文学史的叙述提出了挑战。”评论家吴秉杰表示:文学史不能是没有故事的文学史，很多很具体的情况要写出来，才能了解当时的创作、当时的文化情景，从而召回快要被丢失的历史记忆。

在评论家贺绍俊看来，《文史我鉴》的写作展示了一种面对历史的崭新姿态。“我概括为是挖掘中心以外的历史边缘，同时又是以一种边缘的方式来阐释中心，就是说她是在写历史，但是她不是按照我们既定的历史观来叙说历史，它不受我们既定的、主流的、大的历史观的影响，而是要从去挖掘被大历史观遗漏的历史碎片，把它们重新组合起来，这样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历史、了解历史。”

评论家任芙康指出:当下评论家与作家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谋”关系。“这些年，就我目力所及，评论家热衷于做大而空的宏大叙事，文本细读的评论越来越少，甚至濒于绝迹，导致生态失衡，忘乎所以的作家也因此越来越多。我翻开一部长篇，在紧挨着的千把字里，遇到个九个‘笨蛋’；翻开另一部长篇，在头两页，就撞见了六个‘历史’。前者是为了体现了作家的性格，后者是为了展示作品的深度。这样捉襟见肘的小说，却受到热捧。”

犀利的菱形前大灯搭配横幅式的镀铬进气格栅 评论家吴义勤则认为:惯常文学史的写法，曾经牺牲了很多东西、遮蔽了很多东西、压抑了很多东西，“《文史我鉴》其实是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或者是不经意的方式把文学史那些被压抑、被遮蔽的很多东西给我们呈现出来。”

他进一步指出:《文史我鉴》这样的写作，从一定意义上说，对解读我们20世纪的中国历史和时代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就是表面上解读传主、作家，实际上通过这些作家解释我们20世纪的中国的世道人心。“作家的命运变迁见证了我们这个时代特殊历史际遇里面中国世道人心的变化。我们一方面重视作家作为一种文学资源，或是文化资源的存在，同时，它更是一种人格的资源、信念的资源，我觉得把这个挖掘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

（：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