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周传儒曾说

《材料与注释》洪子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9月版)

历史学家周传儒曾说，“近代治学，注重材料与方法，而前者较后者尤为重要。徒有方法，无材料以供凭借，似令巧妇为无米之炊也。果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纵其方法较劣，结果仍忠实可据。且材料之搜集、鉴别、选择、整理，即方法之一部，兼为其重要之一部，故材料可以离方法而独立，此其所以可贵焉。”洪子城在《材料与注释》这本新著中将搜集到的1950-1970年代当代作家的交代材料（如邵荃麟、冯雪峰、侯金镜、林默涵）或检讨书（如林默涵）、中国作协内部编印的会议发言记录稿或摘要（1957年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议、1962年大连会议）等“完备与珍贵之材料”加以编排，采用“对某些部分加入批注”的方法，钩沉历史的底层，揭示了文学史中“隐秘的缝隙和被人遗忘的沟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在宏大的文学史叙事中无法呈现的若干事件的某些细节，从而实现了他的文学史微观察。

赵园期待“既尊重学术文体的基本要求，又力求由僵硬的形式、程式中突围，在规范的限定中寻求表达的多种可能——包括自我呈现的可能”。作为文学史家的洪子诚一直在尝试从文学史“僵硬的形式、程式中突围”，寻找基于个人阅读与人生经验的表达的多种可能性。他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不是采用作家——作品的传统叙述模式，而是侧重于对当代文学史复杂的文学体制和生产方式的解读，在《1956：百花时代》采用“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方式呈现百花时代的当代文学，在《我的阅读史》中借助“阅读史”这一方法，“更多地从自己的感受、经验上来选择题材和方法”，在《材料与注释》中“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从而呈现当代文学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实习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