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玲这个小品并不是什么佳作吗

贾玲这个小品并不是什么佳作，作为一部喜剧甚至也不太可笑。如果非要道歉，她该为她的节目质量道歉。

这个节目恶搞还是没恶搞，可以讨论。但不论是否恶搞，每每出现的舆论审判都不对，没有谁喊的声高谁就对的道理。不应该因为有人写公开信，这个节目就算恶搞；也不应该因为有人发起“保卫贾玲战”，这个节目就不算恶搞。

“贾玲恶搞花木兰，必须公开道歉。”——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一封公开信，引燃了一场公共舆论事件，给本来就热的夏天添了一把火。一个不知名的机构用道歉这件事，让一个还算知名的女演员更为全国所知。一时间贾玲应不应该道歉，成了络热点，这既让我们看到了传媒的力量，也看到了公众多元化的态度。

假如应当道歉，那么应当谁道歉，应当向谁道歉？

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电视节目的版权属于制片方，制片方对电视节目承担法律。制片方雇用的导演、编剧、演员、灯光、舞美、道具，都只对制片方承当。他们不仅只对制片方承当，还要签署声明，将本属于他们的如肖像权在内的权利，在这个节目中授予制片方。如果需要道歉，制片方是第一人，贾玲在这件事情中不负首要。木兰文化研究中心的公开信是写给“《欢乐喜剧人》栏目组、主创编导及贾玲”的，栏目组放在了第一位，可见该中心有法律意识，分得清主体。

在此后舆论传播中，制片方被忽略了，贾玲成了众矢之的。似乎这个节目的播出是她一个人说了算，而不知电视台还有审核制度。毕竟这不是贾玲在私人聚会上的表演，也不是在小剧场面对百十名观众的表演，这是电视播出的节目，是没有百十来人配合完不成的电视节目。如果贾玲演了花木兰就该道歉，那么演花父的演员、演官兵的壮汉们，是不是也应该道歉，没有他们贾玲的表演也无法完成。再进一步说，现场打灯光的、音响师、送盒饭的是不是也该道歉，他们也是事件的参与者。所以这件事从开始发酵，板子就打偏了。

退一步说，贾玲需要道歉，应该向谁道歉？中国木兰文化研究中心要求她向全国人民道歉。可是我们发现也有许多人认为贾玲不需要道歉，显然这些人也是全国人民中的一部分。全国人民有的要贾玲道歉，有的不要贾玲道歉，这怎么办？

我在此无意讨论贾玲或者制片方是否应当道歉，有人觉得应当道歉，有人觉得不应当道歉，都正常，每个公民、组织都有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个节目恶搞还是没恶搞，可以讨论。但不论是否恶搞，每每出现的舆论审判都不对，没有谁喊的声高谁就对的道理。不应该因为有人写公开信，这个节目就算恶搞；也不应该因为有人发起“保卫贾玲战”，这个节目就不算恶搞。

至于判定是否恶搞，应当建立由行业内的专业人士和观众代表组成的行业自律委员会，由自律委员会判决这个节目是否恰当，认为不适当就否定，认为无伤大雅就保护。同时，规定明确的奖惩规则，对判定不当的，给予重罚，形成自律机制。

这种行业自律委员会在世界各国都有成功的运作先例。比如，美国对漫画出版业就有专门的行业自律机构。什么样的内容算暴力、什么样的内容道德上不正确，都有详细标准。并且有一套应对投诉的机制，这样谁有意见，也不用每次大动肝火去发公开信。而自律委员会给出的判断，综合了专业知识和公众看法，更能被理解和认可。

大年初一下午 我国每个文艺领域都有自己的行业协会，恐怕也有部分已经建立了自律机构或者类似的机构。但每到出了事情，该由行业协会发出权威声音的时候，我们几乎感受不到他们的存在。这种缺位，使对是非的判断缺乏了权威意见。

此外，观众也好，读者也罢，是不是能对文艺作品更包容一些，毕竟宽容的空气更能保护文艺作品的活力。

《庄子》其中一篇《盗跖》对孔子进行了嘲讽。《列子·汤问》中两小儿辩日的故事，对孔子也不够尊敬。明朝，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大行其道，但不妨碍冯梦龙在《广笑府》里拿孔圣人和七十二贤人们开涮。到了近代，社会底层的相声演员还编出个《吃元宵》，里面孔夫子已然抽大烟了。

19 6年，鲁迅出版了《故事新编》，书中收了8篇以古人为主人公的小说，包括女娲、后羿、老子、墨子等等，都是比花木兰有腕儿的正面历史人物。而鲁迅先生对他们都做了一番调侃甚至是恶搞。

对这些有恶搞因素的作品，我们都给予了包容，甚至许多被奉为经典。《故事新编》至少有七八个版本在销售，《吃元宵》电台也总在播放，我们也从《庄子》、《列子》中汲取智慧。

我们应当相信绝大部分观众、读者都三观正确、人格健全，一个小品、几篇小说，没有能力摧毁他们高尚的情操。也要相信观众、读者的辨别力，真正胡编乱造的作品，自然会被摒弃，每个人懂得用脚投票。

如果认为小朋友们还没有健全的人格，那么应当加紧建立文艺作品的分级制度。让该看着喜羊羊蹦跶的孩子蹦跶去，但也真的不必把全民的智力拉低到低幼动画的水平。

贾玲这个小品并不是什么佳作，作为一部喜剧甚至也不太可笑。如果非要道歉，她该为她的节目质量道歉。

（：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