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百年还能否称其为新

新诗诞生至今，已经将近百年，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总结？面对这个纷繁的现实，诗人如何才能以诗歌来进行有效地言说？诗人在创作的过程中，应该如何把握“诗”与“思”的关系？如何评估诗歌翻译在新诗发展过程中的作用？12月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 0多位诗歌界人士在杭州“新诗百年：精神与建设的向度”主题论坛结合自己的诗歌实践，就这些诗歌问题展开讨论。

新诗百年，还能否称其为“新” 将五四时期诞生的白话诗称为“新诗”，是将之与传统诗词相对立而命名的。在那个时候，“新诗”的叫法契合了一种“一切求新求变”的时代氛围，让白话诗从传统诗词中突围出来。但诗歌评论家徐敬亚认为，新诗如今已走过将近百年的历程，百年了就不应该再叫“新诗”。“新诗”这个词应该成为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现在时的意义上停止使用”。因为新诗在内涵、外延、形式等方面都形成了自己完整的骨架，而且传统诗词和新诗在现在的语境中已经不是“对立的他者”。 徐敬亚的观点得到与会者的积极回应。诗歌评论家江弱水提议，在“新诗”即将到百年之际，应该给予更确切的称谓。诗人、翻译家汪剑钊认为，可以用 “现代诗”来替换掉“新诗”。“如果只叫 诗歌 的话，跟传统诗词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好区分。如果我们用 现代诗 的概念来替换一下，也许更可行一些。” 但也有与会者提出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新诗”的叫法之所以一直被沿用，是因为新诗“一直没有完成”，“始终处于寻求变化的过程中”。而且，如果仅仅因为新诗到了百年而去更换一个名字，并没有太大的必要性。或者说，即使有必要，也并不是那么迫切。因为与更换名字相比，这样的问题也许更为重要：如何写出更多优秀的诗歌作品？如何让诗歌与时代、社会产生共振，并保留自身的诗意？ 表达个体经验，但又具公共性 如何让诗歌能够有效地处理历史、表达现实，这是诗人和诗歌评论家们一直都在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的复杂性极大地考验了诗人的写作能力，另一方面是因为诗人试图通过反映现实，让诗歌重新具备“公共性”。 诗人沈苇认为，当一个诗人置身于现实社会之中，其实是置身于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关联之中。远方的不幸常会刺痛我们的心灵，身边的悲剧更是伤及自身而不能置之度外。自然之死、同类之死，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在死去。这就是人类美德中的“一体同悲”，它同样是诗歌的美德之一。诗歌仅仅表达自我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表达他人的处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并非使我们显得高尚，其实仅仅隐含了强化灵魂之活力、体验自我之力量的朴素愿望。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诗歌和诗人需要学会更自如地自闭和敞开，如一只珍珠之蚌，其目的是恢复诗人作为“种族触角”、“时代感应器”的特殊功能，深化自身对时代的感受力和回应能力，重建自我与他者的关联，培育诗歌向内、向外的力量。 诗歌应该关注个体，同时又抵达一种公共性。诗歌评论家陈超谈到，中国的诗歌很长一段时间处于“抗辩”的状态之中，存在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其实，在现在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整合”的思想来处理一些貌似对立的问题。诗歌既可以表达个人，也可以表达历史、现实。他提出，诗人应该具有一种个人化的 “历史想象力”。诗人可以从个体主体性出发，以独立的精神姿态和话语方式，去处理我们的生存、历史和个体生命中的问题。这样写出的诗歌既有个人性，又有时代生存的历史性。 在诗歌评论家张清华看来，诗歌关注个体，就应该对个体“幽暗的精神世界”引起重视，因为它能够唤起经验的公共性。所谓“幽暗的精神世界”就是个体的一种无意识，很多优秀的诗作因为表达了无意识的微妙变动而具有永久的诗意。这种无意识看上去似乎很“个人化”，但它却奇妙地产生了一种共通性。比如鲁迅的《野草》，它真正打开了现代人幽暗的内心世界，同时也隐喻到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思想。在当下，也有很多的诗人去关注无意识，把内心最敏感、隐秘的部分揭示出来，同时又表达出了共同的经验。 “诗”与“思”应合二为一 要想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有效的表达，诗人必须具备一种综合概括的能力。诗人朵渔认为，诗人在诗歌写作中必须有“思”。诗人在动笔之前，首先要对所要写的对象进行思考，而不是仅仅凭借灵感来写作。但是，思考的方向正确与否非常重要。如果一开始方向就错了，“思”比“不思”状况还要差。徐敬亚回应说，写之前的“思考”，也许会让诗人带有一种“定见”进入写作。因此，写作的过程也应该是继续“思”的过程。有时候，写作过程中的“思”会产生颠覆性的思路，改掉写之前的预设。 在诗人冷霜看来，任何时候，写作都不可能离开我们在现实中的所思所感、我们的判断。“思”在“诗”中，合二为一。诗人多多也认为，诗中之“思” 与哲学之“思”不一样，它是一种特殊性的“思”，是融在“诗”中之“思”。从这一角度出发，汪剑钊谈到，我们现在很多诗歌具有了“思”，也就是诗意性的思考，但却达不到真正“诗”的要求。有一些诗人只注重技巧的打磨，这固然不好。但是，如果诗歌里有内容、有哲思，但没有能力将之表达成“诗”，这也是很遗憾的。从“诗意性的思考”到“诗”，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诗人们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索。 翻译应该引起更大的重视 在新诗的发展过程中，翻译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诗人王家新认为，百年来的诗歌翻译，尤其是“诗人译诗”，在新诗的发展和语言的变革中扮演着“先锋”的角色。翻译是对诗歌语言进行更新的重要方式。它从语言中创造语言，帮助我们“从太熟悉的惯用语体中走出”。可以说，新诗的“现代性”视野、品格和技艺，很大程度上是靠诗歌翻译来推动的。它本身已成为新诗“现代性”艺术实践的一部分，也构成了新诗史上富有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由于“原着中心论”的支配性影响，长久以来中国的诗歌翻译和翻译家们一直笼罩在原作和原作者的阴影之中。翻译的意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翻译的成就及其对新诗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文学史论述中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汪剑钊看来，翻译工作非常重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人们对诗歌翻译的“重视”，只停留在口头上，在评奖等活动中却又忽视掉它，“这说明大家骨子里对它还是不够重视”。有时候他也会反问自己：“我也能写点诗，为什么要做翻译？”思考的结果是：翻译是否引起重视，翻译家无法左右。翻译，只能成为译者发自内心的一种需要，“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放弃吧”。但是很多与会者谈到，应该增强对诗歌翻译的重视，因为翻译是让诗歌保持异质性的重要力量。 （：李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