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避雷针让闪电从身上经过作者惊艳

贾平凹至今还有很强的写作欲望

“事多，会多，还要写东西。”201 年11月5日上午10点，贾平凹在北京接受任玉明记者专访。前一晚，睡得很不好，脸色发黄，看上去很疲惫，因为不习惯酒店的床，太软了。

应莫言和北京师范大学写作中心的邀请，贾平凹成为北师大第一位驻校作家，此后两天里，他参加了一系列研讨会、演讲等文学活动，在来北京的前几天，他还专门写了两万字的演讲稿《转型期的写作》。在他看来，每个年代的年轻人都差不多，没有一代比一代强，也没有一代比一代弱。

贾平凹确实很忙，作为陕西省作协主席，几个月来他先是进行陕西作家们的培训，然后到大山深处办读书会；接着去了德国法兰克福书展，这是他这辈子第二次出国，还顺道去了出版他作品最多的法国访问；回国后，身为《美文》主编，张罗了“报人”第三届散文奖，呼吁靠深入现实一线媒体人的眼睛，恢复散文的活力，加强散文和生活、现实之间的联系。

忙里偷闲，他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100年生活变化的长篇小说。

“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改革在深化，社会进入转型期，从未如此富裕，从未如此焦虑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泛滥、诚信丧失，连同社会问题，信仰问题、法治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用文学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贾平凹用浓浓的陕西话说。

《废都》让我被动，也让我主动

任玉明：此前很多国家请你走出去，你都拒绝了，为什么？

贾平凹：我刚刚出道时，外国翻译我很多作品，大概有十几种文字，法语版本最多。当时很多翻译者和评论家、出版人都和我有联系。1991年我去过美国，参加《浮躁》英文版在美的首发式，跑了纽约、华盛顿、丹佛、洛杉矶。国外时兴搞读书会，每到一个城市，都让我用陕西话念小说。当时聂华苓就让我唱一首民歌，理由是音乐是最好的沟通。后来我唱了《浮躁》里引用的陕南民歌，没想到读者都鼓掌，效果很好。

后来因为《废都》惹了事，一下被打入冷宫。我干脆就隐居，借机躲开社会活动，到乡下躲起来，两耳不闻窗外事。所有的出国活动也都拒掉了，就连《废都》获得了费米娜奖，我也没有去法国领奖。后来，法国给我颁“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也是在北京法国大使馆领的奖。二十多年来一门心思写小说了。

任玉明：选择了回避，也会丧失很多机会。你不后悔吗？

贾平凹：中断和国外的联系，是主动也是被动的选择。小时候我总也长得不高，长得不高的人，一般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尤其我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之后，我就更加把自己封闭起来。

纯文学市场一直不太好，全世界都萎缩，书卖不了多少，还需要出版社、版权人和翻译家帮忙。出版社给版税是象征性的，有的出版社还希望赠送版权，翻译家希望我能够赞助翻译费。1994年，俄罗斯的一个翻译家写信，说生活困难，希望我除了不要版税之外，再给他贴一点生活费，我当时回信说，我是作家，我也需要生活补给，没法帮你。

最重要的是背后的“气息”

任玉明：处理切近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难题，总是吃力不讨好？

贾平凹：现实生活比较难写。相较于历史上、解放前的东西，写得放松，因为写的是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作者可以随便写、随便编，但现实的东西不能走形，一走形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很多东西你是编不了的。

严格讲，现在作家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靠想象、靠社会新闻写作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去真正参与到社会里。但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对现实的报道，和你真正到下面去看到的，还是两回事。人和人之间、故事背后，它有最重要的“生活气息”在里面。你如果纯粹只写一个事件，但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

而当作家鼓起勇气走进现实、描写现实的时候，又会面对很多禁区，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都会考虑到这些要求。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我把我知道的、看到的写下来，在我这一关上我力求真实，至于作品能不能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任玉明：对中国当下的了解，你通过哪些路径呢？报纸阅读、网络新闻？

贾平凹：都有，我会浏览网上的新闻，也会读许多报纸和杂志，现在的中国，媒体在推动社会往前走。

写作上，我经常到下面跑，只要你到社会、生活中去，社会上任何事都能传过来。还有我爱到乡下跑，不爱在城里跑，我觉得乡下更自在。

任玉明：贴近现实对你来说，会存在“吃力不讨好”的问题吗？

贾平凹：我也没感受到那么多困难，我一直坚持作品写现实生活，要 实写准确。我不能写到随便一个人出现了，就给你头上安个瓜皮帽、穿个马褂，那就不是现在的事情。1950年代农民、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现在的农民，每个时期都是不同的，现在农村人的思维、生活也在巨变，如果你不到农村去，还是像1950年代那样来写农民形象，那绝对是两码事。

你必须要了解，必须 实、准确。而且写这些东西是要投入感情的，要真切地了解这些东西，感情才能进去。在写得像的基础上，你写的还要真，把气息，人和人之间发生的真实的事情写出来。

你对这个社会抱着很大的感情，研究社会的走向，对社会的焦虑、社会的忧患，不是嘴说的事情，要真正操那个心。可笑得很，好像在操总理的心一样。你对社会的研究越深，你对社会的发展有越深的焦虑，你对社会前面怎么走有一个超前的预期和把握，那你的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很多荒唐离谱的笑话。[NextPage]

写作时不能有纪律

任玉明：在《带灯》里，你的文学想象更多源自对人物的贴近，还是对现实的刺目观察？

贾平凹：还是现实。现在的小说，凡是从理念出发的作品，你一看就能看出来。他如果脑子里先有一个理念，然后从现实生活中找素材来说明他这个理念，这种作品你读不出来感情。它就像那种大的切割墙，大的石块，中间没有水泥、浆来缝合。

我的作品是在现实中看到什么事情，从这个事情我才琢磨出应该怎么写。比如《带灯》，维稳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发生了很多故事，如果按照一般的理念来写我就随便编了，那时我曾长时间没有突破口。当我了解到带灯这个人物，又回老家去看镇上发生的真实事情后，我马上就和以前了解到的面儿上的东西结合起来了。

我写作品必须要有原型，这是一种写作习惯。像盖楼房一样，必须有几个大的深坑来灌柱子，上面才能盖楼房。这几个柱子在我脑子里就是那些原型，有原型后我在写作时、构想大楼时，整栋大楼都可能是虚构的，但它跑不到这几个柱子之外，这些原型能把你撑住。如果没有原型，你就漂移开了，落不下来，落不到最实的地方。如果太空，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可能会采用变形、夸张的句子和情节，这在某些时候或许起到一些变形生活、反映荒唐生活的作用，但掌握不好就会变成对自己真正不了解、对最细部东西缺乏了解的掩饰办法。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他哪里熟悉哪里不熟悉。

任玉明：《带灯》里涉及维稳、上访、拦访，可以说是很当下的中国现场。当初怎么想到要选择这么“严重”的切入口来写？

贾平凹：《带灯》里牵扯到维稳的事情，是因为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程度，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不想纯粹写一个案件。我认识一个乡镇干部，他常常给我发信，把他每天干的事情都详细讲述给我，开什么会，做了什么……我在西安，就把一个乡镇每天的工作，像屏幕一样全部展现出来。后来我去到那个乡镇，他带着我到处看、去听、去感受那种氛围。从这里打开了缺口，有了创作的欲望。作品里，一部分是这个人、这个集体发生的事情，另一部分还是我老家发生的事情。大的是这两方面的素材，形成这个作品，表现的是基层政府的日常生活。

当时我有害怕过出版不了，因为“出版是有纪律的”，但“写作是自由的”，纪律是出版社、杂志社来卡，我在写作时不能有纪律。

后来给到《收获》和《当代》的编辑，他们表示没问题，因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作品，就发表了。没多久后，中央出了个规定，对上访人不能拦截、扣押之类的。我觉得，许多社会危机，全民都在关注，形成一种态势以后，要来解决问题。问题不是能遮蔽、掩饰的。

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这些功能，但是作品一旦要写到社会，涉及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文学作品纯粹追求这个不对，但全都剔除掉也不对。应该是遇到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你要能自由地去写。

任玉明：在现实性的写作上，你之后的写作，比《商州》、《浮躁》那个时期有所调整，好像不是那么直接了。

贾平凹：《浮躁》严格来说写的是中国改革初期，当时中国社会的风气，总体比较蓬勃向上，社会积极性、热情特别高。《废都》之后写的东西，就凝重了，问题特别复杂化、沉重化了，社会往前滚动的过程中，泥沙就愈多愈浑浊了。水特别大，但不是清浅的，而是像洪水一样，包裹着泥沙、石头一起，这时你必然地会转向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你看得越多写得越多你越沉重。

早期，当一片都在黑暗中时，如果有一点亮光，大家是非常激越的，都朝着亮光跑。但亮光引着你穿过这个亮光后，现在为什么大家会有沉重感呢？这是大家追求希望的过程中的沉重感。这和没有希望的时候，突然产生光亮带给大家的兴奋感是不一样的。大家没饭吃的时候，给你一碗饭，你特别兴奋。但都有吃的时候，你怎么分，大儿子分多少，小儿子分多少，这是另一种状况。

任玉明：中国当代作家很少直接对当下社会发言，包括你。你觉得对当下发言，而不是仅仅在文学中发言，是作家的责任和义务吗？

贾平凹：我觉得要看个人情况。有人善于做这个事情，有人不善于。我自己不善于，再一个我觉得自己没这方面的能力和精力，除了文坛上的事情，我对社会上的事情基本不表态。

我不是个全能的人，我对有些方面并不是很了解，我说了以后读者很反感，觉得你像干部像领导一样，你当了领导就啥都知道了。社会确实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但可能不是我。对我来讲，写作要静下来，这是最重要的东西。

50年后没有人读就不是好作品

任玉明：你在陕西作家读书班的发言中提到乡土文学的转型。乡村不断在坍塌，村里人往镇上搬，镇上人往县城搬，县城人往中等城市、大城市，省会人就往北京、上海去，你怎么看这样的转型？

贾平凹：中国实行城市化，发展城市，可能是国家富强的一个出路。但这个过程要真正成熟、有序化，我想起码要牺牲一两代人的利益，这两代人肯定是遭受很多磨难。比如你要进城，进城后在城市很艰难，之后挣不来钱又得折腾回去，回去又特别衰败，这个反复跑来跑去的过程，几十年就过去了，一辈子就过去了。这是必须要经过的阶段。

至于说乡土文学将来具体怎么发展，当然以前的写法估计就不可能再有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过去多少年取得成就的主要是在乡村文学上，我估计将来慢慢再过一两代人，这种文学类型慢慢就消退了。

任玉明：会消亡吗？

贾平凹：比如《高兴》写到农民工进城、打工文学，包含的打工有好几个层面：农民进城，小城镇人到县上，县上人到商州，商州人到西安，西安人跑到北京上海，北京上海人跑到美国纽约，都是这种状况。中国社会就是迁徙社会，都在流动。人像蚂蚁一样，一生就这样跑完了。

不过消亡我觉得不可能。乡土的东西肯定不会再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了，但乡土文学也不是很快就会消失，大量农村还在，更重要的是中国农村文明的思维、生活方式还在，只要土地在、思维在，那农村的东西都还会在。农民进城之后这些东西不消失，不可能所有土地都盖上房子，大量的还是土地，只要土地在、农耕的思维观念还在，你就是在哪儿，就是到美国去，到月球上去，你还是中国的、中国式的。

任玉明：生活的艰辛在小城镇上是不是更集中？

贾平凹：那是肯定的，尤其在目前，在这两代人的时间段里，大量的人往城市涌，但社会好多思维、生活方式没改变；国家体制、法律、道德等方面有没有及时补充上来，那城市就变成了可以激发你创造力的平台，也成了一个罪恶的代名词。一切暴力、罪恶都可能在这里发生。

任玉明：中国当代文学几乎很少因为它本身的价值被关注，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贾平凹：文学作品最主要的是艺术价值，而不是别的方面的东西。作品想要流传得更远，还是要加强艺术方面的价值。起码不能被后面的人看了笑话。

我一直有个观念，觉得文学作品最少得过50年的时空，50年之后有人还在读你，才是好作品。如果50年后再没人阅读了，那就不是好作品。[NextPage]

文学解决不了社会危机

任玉明：在文学里，现实是你关切人物的场景，或者现实社会本身就是你的主角？

贾平凹：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作家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不是说你自己想到的，而是他命中有一种责任。

拿我来讲，为什么我就不喜欢写历史上的东西，而是写现在的东西？这或许是小时候我的出身、环境，决定了我关心周围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越进入这个领域，越爱琢磨这些事情，中国社会的走向我是关注、关心的。

举个例子，邓小平去世前后，我每天早晨起来就害怕今天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赶紧看新闻，有一种恐慌。中国比较政治化，任何一个政策都会影响你，比如上学、房子，所以你不得不政治化，这是我觉得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政治直接影响每个人，所以中国人爱关心这个。

任玉明：今天，你觉得文学还能做什么呢？

贾平凹：确实是个比较难回答的事情，还挺难比喻，文学起码消失不了吧。

它失去了好多原来的功能，媒体发达后，它失去了新闻功能；大家不愿意去看，你在那里讲话也没人听你的，所以也称不上能起教化作用。

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进入一个，在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庙堂一样，修行的地方。一部分人觉得要心里安静，或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或者获得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时，就跑去看一看文学。

相当于在看一些美术馆一样。文学就好像馆藏一样，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就像庙堂、佛堂或者说茶室一样，可以去坐一坐、静一静，慢慢变成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任玉明：在无情的写作淘汰赛里，和你一起跑步的作家还多吗？

贾平凹：不多了，我当时年龄是最小的，现在一晃，到哪里都是最老的作家了。1978年“文革”后第一次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就获奖了，它是鲁迅文学奖的前身，一起获奖的有王蒙、刘心武、张洁。王蒙基本上写自传、老子道德经之类，刘心武还在写《红楼梦》研究，他们大都不写小说了。

我觉得我写到现在，写作的欲望还有，还能写，不是说枯竭了。

任玉明：“文革”这段历史你说写十部都不为过，但后来你就写了一部。接下来会写这个吗？

贾平凹：看情况了。现在只写了我小时候看到的“文革”，1 岁左右那段生活，后来还有我家庭的，后来的故事还没写。

写小说就像生孩子一样，不可能规定第一个生男孩，第二个生女孩，回去一生全部是女孩或者男孩。

任玉明：你还有没实现的梦想？

贾平凹：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梦想，但梦要做得大，做得圆满，必须有社会环境的配合。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家的梦想才能自由发展，才能有做梦的空间、实现梦想的空间。

这个时代的中国，在我有限的生命经历中，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起码大家还在怀着个人的抱负和梦想，不断地实现自己、追求创造。户口并没有把你限制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你愿意干就干，只要有才华就能发挥。

如果你在一个软弱、黑暗、不自在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每个人都有梦，但梦都做得很小、很现实，人的胆量很快就会小，活得很卑微，就不会有生命的前途和希望的。

任玉明：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贾平凹：作为一个人来讲，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故乡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繁华，一切东西都好，人过得很幸福、很安静。谁都不希望灾难、战争。

文学解决不了社会危机，没办法给社会开药方，作家只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关注以后，路该怎么走，危机要怎么解决，由有识之士来解决。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枪杆子性质的东西，它和整个社会现实还有些摩擦，有些碰撞，会遭遇到不顺。作家和他的作品，都在呼唤人能活得更好一些，社会能更美好一点。在这样的大愿望之下，文学工作有它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编辑：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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