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的身世很有传奇色彩惊艳

两个月前去世的沙博理是将中国文学带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英译著作有《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家》等。   当我们欣喜于中国文学在国外排名靠前的榜单时，其实我们的文学没有那么流行。   汉学家的缺乏，文化的差异，使得作为文学输出中介的“翻译”成为一个巨大的短板。   也许，当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还不成熟时，不要太急着走出去。正如苏童所说，这只代表着传播的成功，真正作品的成功，并不依赖于走出去。   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脚步很轻   最近，一份2014年世界影响力最大的中国当代文学译作排行榜引起关注，在榜单中，麦家的《解密》领跑，图书馆收藏数量达到686家，超过了莫言《红高粱》670家的纪录。电厂工程师刘慈欣业余创作的科幻作品《三体》系列，在2014年11月英文版面市后，收藏图书馆数量达到214家。不少网友认为，中国文学在国外畅销的时代来临。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文学作品的畅销呢?遗憾的是，并不是。   “拿小说来说，当代大陆出版的书在日本还谈不上流行，能卖三五千册就不错了。”著名翻译家林少华告诉记者。中国文学的一线作家王蒙、王安忆、史铁生、莫言等，每人在日本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单独成册，印量在 000册左右。“到了书店，一看摆放位置就知道会不会被看好，韩国文学还有个单独的书架，而我们的作品就没有，跟越南、菲律宾的摆放在一起，而且往往放在书架最下面。”   “在印度，中国文学作品对印度影响最大的不是现当代文学，而是毛泽东思想、唐诗宋词等作品。”北京大学南亚学系讲师、印度人高兴说，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度，目前还是小众得不能再小众的领域。   著名文学代理人托笔·伊迪曾公开一个数据，从1979年到2012年，英语文学被翻译的次数达到126万次，翻译成各种语言，中文作品被翻译的是1.4万本次。这意味着中国文学跟国际交接的次数，与外国文学相比仅有百分之一。   苏童曾说，外国文学很早就轰轰烈烈地“走进来”了，但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脚步一直很轻。   精通中国的汉学家 全世界不超过20个   东西方的文化差异导致欣赏的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   “确实有在日本畅销的小说，前几年卫慧的《上海宝贝》(描写同性恋和吸毒等，在国内被禁售)，就卖了20万册。”林少华说，这种书在国外卖100万册，我们也不会觉得高兴。   新世界出版社版权主任姜汉忠认为，外国人喜欢看故事，而中国人不会写故事。举例来说，荷兰人高罗佩重新编写的《狄公案》，一部记载唐朝名相狄仁杰的断案集，之所以风靡全球，关键在于他只写情节，靠推理来破案，而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宫廷礼仪全部略去不谈，这才符合西方人的阅读习惯。同样以破案、推理获得成功的麦家，作品在国外也获得了畅销。   旅英女作家薛欣然说，这也是国内通俗文学比严肃文学作品更易飞入外国百姓家的原因。而在中国，严肃文学却被认为是主流。莫言获得文学奖之后，高兴曾经买了一本莫言的书阅读，可是翻了几页就看不下去了。“我基本不看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现当代，感觉它所描绘的文学，与我经历的世界脱节。”   林少华说，日本、韩国更接近西方阵营，中国有自己的一套思维，别人很难理解。   薛欣然举例说，她曾经“强迫”先生托笔·伊迪读《红楼梦》，然而她先生读了四次，都在100页左右就放弃了，问题就是“那么多的亲戚关系，英文里面难以理清和表达”。她还引用了托笔对于中国文学翻译问题的理解:“中国作家用自己的语言写，不是妙笔生花，而是妙笔生画，这样才能用中文或者在翻译的时候看到画面。”新东方一位英语老师在教授外国翻译者时，对方始终无法理解太虚幻境那副“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对联的深意。   苏童认为，中国文学集合了太多的意识形态，是另一种肤色与面孔的文学、另一种呼吸的文学，有着宿命般的边缘。   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中介者”身份的翻译，在差异的障碍下，成为一个稀少的存在。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说，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家，除了语言功底的深厚，更重要的是，译者必须是本国的语言艺术家。然而汉学家的数量却十分有限。“中国开放时间短，文学交流比较少。就译者来说，要成为一个好的汉学家，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而汉学家又不等于语言艺术家，其中能称得上语言艺术家的只是少数，他们还需要艺术天赋。”   林少华认为，精通中国的汉学家，整个西方加起来不超过20个。   德国汉学家顾彬说，自己在翻译中国现代诗歌的时候，曾问北岛等作者一句话背后的深意，但得到的答案是“不知道，自己理解”，所以顾彬只能按照自己所悟出来的深意翻译。曾翻译莫言作品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在看完一页书后，按照自己理解的内容进行翻译，并不是逐字逐句。“从理论上来讲，翻译是对一个文本的再创作。”   汉学家的稀少，导致翻译人才的缺乏，使得有出版需求的外国出版商在“转译”方面做文章。   拿毕飞宇来说，2011年秋天，挪威购买了毕飞宇作品的版权，但是由于挪威汉语人才太少了，为了尽快出书，他们的希望就是“转译”，要不然就得等，要排队。由于毕飞宇的作品首先出版法语版本，一些小语种因为缺少汉语人才，直接就从法语转译过去了，西班牙语和土耳其语的版本都是这样。波兰和挪威这样的国家选择的是英语转译。   毕飞宇很不认同，他认为只要是翻译，就必然存在流失的问题。何况是转译，对原著精神和意蕴的传达更是难以保存。   胎记无需整容，那是最重要的辨识物   自2012年以来，随着莫言的成功，越来越多的作家进入国外读者的眼中，连麦家都说，自己作品的畅销，很大程度上是沾了莫言的光。   但是高兴认为，这并不表示其他作家都会走向世界。中国文学在西方，欧美文学在中国，这两者将长久性保持非对等地位。   张炜的作品早在二三十年前即开始译为法韩日英等版本。仅201 年内，就最新出版了两本英文版、两本法文版、一本瑞典文版。他说很遗憾，这些年里自己不得不主动中断许多本书的翻译出版合同，因为某些国外出版社只图快捷出版，对译者要求很低，“有的译者不仅汉语不过关，本国语言也很拙劣，他们连基本语意都不能准确转达。如果放任那种拙劣的翻译和出版，只能毁掉一部作品。”   张炜说中文写作者不要急于把自己的作品翻译出去，因为语言艺术主要还是依赖本民族的读者去领悟微妙。“文化交流是有意义的，但国外的读者怎么会比国内的读者更重要呢?只有同一片土地上生存的人才有深刻体味，他们是最可信赖的。长期以来我们民族积贫积弱，在精神文化领域缺乏起码的自信，这是很可悲的事情。”   苏童认为，走出去还需要冷静。毕飞宇认为，我们的精神力量还很不够，不要着急去送。林少华说，我们的作品，缺乏人性的发掘，缺少灵魂的救赎和反思，很难引起共鸣。“我们的思想性还不够，没有普世性。”   荷语翻译家林恪认为，很多中国小说对西方人来说，有零零碎碎的感觉，他们觉得故事是一段一段的，不完整，没有主线，有很多小情节，他们看中国小说可能有点失望。   著名作家残雪说，在“文学走出去”方面，国内文学圈还是有些浮躁。中国的文学作品走向国外，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大出版社找作家签合同，这一种属于他们认为有商业利润的，至少也要卖得快一点；二是通过翻译找出版社，翻译有自己的口味，而且他们知道什么书找什么出版社。   或许，相比“走出去”，中国作家更应该保留自己的底色，这份底色与商业功利没有任何关系。苏童说，任何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胎记，胎记无须整容，因为它是最重要的辨识物。任何一个作家的胸怀，越宽广越好，放眼世界是个好态度，但是若以“走向世界”为写作之责，则大可不必。曹雪芹的《红楼梦》在西方各国都有译本，似乎没有一个译本称得上受欢迎，但是，谁敢说《红楼梦》不是一部具有“世界性”的伟大作品呢?   中国四次翻译潮   近日，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在微博中说，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近代以严复、林纾为代表的对西方文化的翻译。三是“文革”后以三联、上海译文等出版社为代表的对西方现代人文社科著作的系统翻译。四是新世纪草根字幕组自发组织的对海量影视和网络学习材料的翻译。   第一次翻译活动，主要是对佛经的翻译，以及译法的开创。鸠摩罗什是从西域来华传播佛教开展译经事业的大师，以其对梵语和汉语的精通，翻译出了一批优秀的佛典。如《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及《妙法莲华经》，打破了以往用中国哲学固有名词诠释佛教义理的格义之弊病，开创以意译为主的译经风格。在鸠摩罗什的基础上，玄奘进一步开拓“新译”译法、“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标准和“五不翻”原则，对我国翻译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   第二次翻译活动则以“师夷长技以自强”为目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先进的知识分子在认识到学习西方“器物”无法抵御外敌入侵时，转而学习西方的先进制度和文化。林纾和严复抱着救亡图存、保种保国的目的和热情，翻译了许多外国著作，对“启发民智”起到了积极、重大的作用。   在第三次翻译活动中，弥补了“文革”中西方文化不足的缺憾。“文革”之后，上海译文出版社等出版社成立，以“二十世纪西方哲学译丛”和“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为代表的一批经典学术译著出版，选收了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界各主要流派影响较大的著作。   第四次翻译活动，则是信息时代的产物。目前国内每年引进的外国电视、电影作品数量有限，无法满足我国受众不断增长的文化需要。在无法求助主流电视台的前提下，一部分观众转向其他可替代的路径，即依赖网络下载和影碟购买，但是非汉化的剧集让大部分观众望而却步。此时，在网络上与国外同步播出的由字幕组提供的更接近原版的“汉化”剧目，就牢牢吸引了一部分观众。   （编辑：王日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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