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读过多少假文章位置位置

一位是学者、作家余秋雨。他发表声明指出，署名“余秋雨”、在络风行一时的《我病了，社会也病了》完全是伪造的，而且，上有170多篇署名“余秋雨”的诗文实际上与他无关。

近期有两位文化界的名人分别对以他们名义发表的10万+文进行抗议。

一位是学者、作家余秋雨。他发表声明指出，署名“余秋雨”、在络风行一时的《我病了，社会也病了》完全是伪造的，而且，上有170多篇署名“余秋雨”的诗文实际上与他无关，包括那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你的过去我无法参与，你的将来我奉陪到底”。

另一位是美国学者、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r?ry）。她发表声明指出，某篇在中国络上热传、以她名义发表的文章并非出自她的手笔。该文还称裴宜理为经济学奖得主，事实上她的专业并非经济学，也没有获得过诺奖。

此类假冒伪劣作品层出不穷，论坛和自媒体是重灾区，仓央嘉措、余秋雨、莫言、鲁迅、张爱玲、徐志摩、林徽因、杨绛等著名作家以及马云、李嘉诚等“成功人士”首当其冲，成了胡适所说的“箭垛式人物”（事实上胡适本人也未能幸免）。一些鸡汤文贴上大牌商标，身价陡增，立马畅销。但一般读者并没有火眼金睛，又该如何鉴别此类伪作呢？其实，这些文章大多破绽百出，伪造手法相当拙劣，远不至于到以假乱真的地步，我们如果稍微留一个心眼，完全是可以绕开这些大坑的。古人的著作，也常有伪托者，这就产生了“辨伪”的学问。互联的普及，使得虚假诗文的传播更容易，影响也更恶劣，“辨伪”便尤显必要。

文物鉴定靠的是经验的积累，见得多了，摸得多了，自然真伪立见。诗文辨伪，也是同样的道理。在我高中的时候，有一首署名“泰戈尔”的诗——《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很是流行，诸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的距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的诗句传诵甚广。当时我并不相信这是泰戈尔的诗作，因为我初中的时候几乎读过泰戈尔的所有作品，所以坚信泰戈尔没有写过这首诗。后来读到一篇文章，作者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判为伪作，验证了我的看法。这篇文章将误会的源头追溯到《读者》，出于当时《读者》的特殊影响力，这首诗后来的流行程度也便不难理解了。如果我之前没有读过泰戈尔的诗文，可能也会相信泰戈尔是这首诗的合法作者。不过每个人的阅读面始终是有限的，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通读所有作家的作品。如于丹就曾误转山寨的光绪皇帝演讲，引发友热议。在杨绛去世的时候，我也转发了所谓的杨绛语录——“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如果我熟悉杨绛作品的话，也不至于犯这样的错误了。

认定一篇作品是伪作，最直接的方法便是追溯到虚假信息的源头。前面我提到有人将《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作者误说的始作俑者认定为《读者》，也有人进一步上溯到张小娴1997年的作品。再如“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的句子，实际上出自英国诗人瓦特·兰德（WalterSavageLandor）。这已经颇近似于历史研究中追溯“史源”的做法了。探求文章的来源，看文章的出处是否可靠（如是否出自署名作者的文集、是否发布在权威的刊物上），这既像学术研究中的考据，也像侦探破案，顺藤摸瓜，穷根溯源，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也要有充分的阅读积累，一般的读者是很难做到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完全凭借直觉和经验来判断。余秋雨便指出，假托他名义发表的文章，“从观念到文笔都与我南辕北辙”，观念和文笔的确是关键的线索。

观念的判断也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对作者的知识背景和思想基础有一定的了解，即所谓“知人论世”。而且，上的假文章很多还是富于“正能量”的，一般的读者很容易被香浓的“鸡汤”所迷惑。相比之下，文笔更容易露出破绽。

所谓文笔，又可理解作购物基本也就搞定了“风格”或“语体”，即英文的style。譬如在屠呦呦获得奖之后，署名“屠呦呦”的《感谢青蒿，感谢四个人》《屠呦呦获奖致辞，这才是中国好声音！》等文章顿时走红，如“一岁一枯荣的青蒿，生，就生出希望；死，就死出价值”“青蒿呦呦。情感呦呦。生命呦呦”“我喜欢宁静，蒿叶一样的宁静。我追求淡泊，蒿花一样的淡泊。我向往正直，蒿茎一样的正直”“不要去追一匹马，用追马的时间种草，待到春暖花开时，就会有一批骏马任你挑选”等句子传诵一时。这些山寨的致辞，是典型的高考作文文笔，既与作为科学家的屠呦呦违和，也与诺贝尔奖颁奖仪式违和。更何况，屠呦呦在瑞典领奖时根本没有做过所谓的致辞。再如鲁迅，传他说过“到了一定年龄，必须扔掉四样东西：没意义的酒局，不爱你的人，看不起你的亲戚，虚情假意的朋友”，但凡读过鲁迅作品的人，都很难相信这出自鲁迅之口吧。

中国古代所说的“文体”，不但包括风格或语体（style），还包括体裁（genre）。《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据称出自《飞鸟集》，对泰戈尔稍有了解的人不难知道，《飞鸟集》受到日本俳句的影响，都是寥寥数句的短章，冰心的《繁星·春水》则受到了《飞鸟集》的影响。明乎这一背景，也就很难相信重章复唱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出自《飞鸟集》了。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假冒伪劣的作品呢？

有的是客观因素限制下的张冠李戴，有的则出于主观目的。传世的古书，便有不少托名黄帝、伊尹、孔子等大人物，借圣贤之口宣扬自己的学说，有其实际的需求。大众往往有名人另一人拿着一部。注意到崇拜的心理，寻常的“鸡汤”，只要贴上“孔子曾经曰过”“鲁迅曾经说过”之类的标签，便成了金口玉言。鲁迅曾写过一篇叫《名人和名言》的文章，提到“我们的知识很有限，谁都愿意听听名人的指点”，他恐怕也不曾想到自己也成了“名人名言”的牺牲品。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指出：“然好事之徒，世多有之，故《尚书》于今古文外，在汉有张霸之百两篇，在魏晋有伪孔安国之书百两。”所谓的“好事之徒”，从来都没有绝迹。

自媒体时代，流量至上。为了追逐热点，或者迎合民的情绪，一些自媒体不惜炮制伪文，冠以煽动性的标题，署上名人名号，以博眼球。有心人只要留意一下出处，不难发现发布此类文章的平台多是美容、房地产之类的营销号。光看出处，便可过滤掉绝大多数没有营养的信息。有些伪文则别有用心，依托名人来散播某种观点，如借洋大人之口来贬损自己，有一篇署名耶鲁大学校长施密德特的《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最大笑话》一度热传，耶鲁方面最后实在看不下去，出面辟谣了。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赚取点击率都是人之常情，但不能因此而失去底线，咪蒙便是前车之鉴。

（：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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