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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菱钢铁集团的CDM初体验

2006年,CDM（清洁发展机制）对于中国钢铁业而言,还是一个有点熟悉、又有点陌生的词。 当年1月,华菱钢铁集团旗下的湖南涟源钢铁集团,开始着手开展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的申报工作。 “京都议定书的生效,在2025年以前对我国是有利的;国家鼓励开发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把CDM作为一个新事物,它既可以为公司获得额外收益,同时也可以提高企业的声誉。”华菱钢铁在一份内部报告中称。 “当时的想法是,无本生意有比没有好,只要能卖钱就行。”一位涟钢内部人士回忆说。 当时,“在大家认为不会承担任何风险的前提下”,涟钢与一家日本咨询公司签订了合作意向,确定了干熄焦余热发电（CDQ）、小高炉TRT发电、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三个项目申报CDM项目。 三个项目的年减排CO2量为51.5万吨,按与买方的合同10美元/吨计算,剔除咨询公司费用,涟钢每年可获得收益348万美元。 当年8月,涟源钢铁就寻找到了国际买家:日本丸红株式会社。9月,双方开展了“排放权（CER）买卖合同”的谈判。买卖双方谈定,签5年合同,价格为10美元/吨。 不久,上述项目便给涟源钢铁带来了现实的收入。 以燃气/蒸汽联合循环发电（CCPP）为例,2008年4月初,联合国CDM执行理事会委托第三方认证机构,对这一发电项目进行了靠前次现场核证,核证的二氧化碳减排量为8.9万吨。 4月中旬,该项目靠前笔二氧化碳排放权的发行和转移较终实现。涟源钢铁收获了靠前笔减排收益49万美元（扣除咨询费、注册费、管理费、审核费等）。 同年5月,上述CDQ项目的靠前次、CCPP项目的第二次减排量核证完成,核证减排量合计为51.9万吨,涟源钢铁获得减排收益1600余万元。 中国卖家 这只是中国钢企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一个案例而已。 国家发改委“中国清洁发展机制”网站披露的信息显示,截止到目前,中国批准的钢铁企业CDM项目有61个,在联合国注册的也有14个。 “在欧洲,超标排放一吨要罚24欧元,所以,那些没有达到指标的企业,需要购买排放指标。他们的标准比我们高,我们的企业采用技术减排之后,就可以把指标卖给他们。”华菱钢铁总经理曹慧泉对本报记者解释道。 《京都议定书》框架下的CDM机制及其造就的碳排放交易市场,正在迅速壮大。而中国企业是其中的重要玩家。 2009年11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副司长孙翠华曾表示,截至今年10月,中国政府已批准2232个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其中663个已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成功注册,预期年减排量为1.9亿吨,约占全球注册项目减排量的58%以上,注册数量和年减排量均居世界靠前。 谁的机会？ 据曹慧泉介绍,在钢铁业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上,除了少数的供求双方直接对接外,交易大多由中介公司到中国或其它发展中国家购买,再卖给欧美企业,并由此赚取差价和手续费。 获利的并不仅仅是中介公司。事实上,中国钢铁、煤电、有色金属等行业走向绿色减排的过程,正在为相关设备、技术、方案的供应商们,提供一系列巨大的商机。 “由于目前技术和标准都是掌握在欧美企业手里,因此,中国企业实际上是左手卖排放权,右手花钱买技术回来,长远来看,并不一定保证可以赚到钱。”曹慧泉说。 例如,全球清洁能源设备巨头——瑞典阿法拉伐（AlfaLaval）,目前正在积极扩展中国减排设备市场。目前,对于年销售收入达278亿瑞典克朗的阿法拉伐来说,中国已经是其较大的市场。 12月1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阿法拉伐能源环境部副总裁SammyHulpiau表示:“除了煤电、核电领域之外,我们在中国钢铁业也正在开展业务,帮助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 对于这一业务的前景,阿法拉伐驻中国代表处经理兰强表示:“目前,中国钢铁业对于碳排放的意识不是很强,行动也比较被动。但是,我们公司对这一行业的减排预期是非常乐观的。只是,由于钢铁行业长期以来走的是粗放经营的路线,因此,（减排）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更进一步细化的强制性政策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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