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九岁的时候开始写小说

采访者：John Wray

受访者：村上春树

John Wray：我刚刚读完你的最新短篇小说集《地震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这本书里既有像《挪威的森林》那样比较写实的小说，也有更接近于《奇鸟行状录》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作品，你把这些风格不同的短篇小说很自由地混合在一起。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在你看来有什么根本区别吗？

村上春树：我的风格——我所认为的自己的风格——非常接近于《冷酷仙境》。我本人不喜欢现实主义风格，我喜欢更加超现实的风格。至于《挪威的森林》，我当时拿定主意写一本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小说，我需要那种写作经验。

John Wray：当时你是想把那本书当作一种风格上的练习，还是因为它的故事用现实主义手法来讲述最为合适？

村上春树：如果我坚持写超现实的小说，我可能会成为一位邪典作家 。可我想打入主流，所以我需要证明自己有能力写现实主义小说，这就是为什么我写了那本书。那本书在日本成了畅销书，这种结果在我的意料之中。

John Wray：所以说那是一个策略上的选择。

村上春树：是的。《挪威的森林》很容易读，也很容易理解。很多人都喜欢那本书，然后这些人又会对我其它的作品产生兴趣，所以它很有帮助。

John Wray：当时谁是你的写作典范？你受到过哪些日本作家的影响？

村上春树：我从小时候起一直到少年时期都没有读过太多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想脱离这种文化，我觉得这种文化很无趣，很差劲。

John Wray：你的父亲不是一位教日本文学的教师吗？

村上春树：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父子式的关系。我只是走向了西方文化这一边：爵士乐、陀思妥耶夫斯基、卡夫卡、还有雷蒙德·钱德勒，这是一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我的幻想乐园，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去圣彼得堡或者西好莱坞，这是小说的魔力——你可以到处游历。现在去美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了——每个人都可以去世界上任何地方，可是在六十年代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靠阅读和听音乐的方式旅行，那是一种梦幻一般的心理状态。

John Wray：而这在后来又促使你开始写作了。

村上春树：是的。我二十九岁的时候开始写小说，这来得很突然。我想写点儿东西，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写，我不知道如何用日语去写——那时候我几乎没有读过任何日本作家的作品——于是我从自己读过的书里借鉴风格、结构和所有一切，这些书都是美国或西方的作品。结果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我的写作就这么开始了。

John Wray：你的第一本书出版以后获了奖，你基本上已经正式上路了。那时候你有没有开始去结交其他作家？

村上春树：没有，完全没有。

John Wray：那时候你一个作家朋友也没有？

村上春树：是的。

John Wray：后来你有没有和别的作家成为朋友或同事？

村上春树：没有，一个也没有。

John Wray：至今你也没有任何作家朋友？

村上春树：是的，没有。

John Wray：在你的写作生涯中，就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属于任何一个作家团体吗？

村上春树：我是一个独行者，我不喜欢团体、流派和文学圈子。普林斯顿大学有一个类似于快餐厅的地方，他们邀请我去那里用餐，在场的有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还有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我觉得非常恐惧，以至于吃不下饭！玛丽·莫里斯（Mary Morris）也在场，她非常和善，差不多和我同龄，可以说，我们成了朋友。可是在日本，我没有任何作家朋友，因为我想……保持距离。

John Wray：你的小说《奇鸟行状录》有很大一部分写于美国。在美国生活对于你的创作过程或者作品本身有什么明显的影响吗？

村上春树：写《奇鸟行状录》的那四年当中我一直作为一个怪人住在美国。这种“怪”的感觉一直像影子一样陪伴我，而这部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如此。现在想起来，如果这本书是在日本写的，那么它可能会变成一本面目全非的小说。

我在美国生活的“怪”和在日本感觉到的“怪”是不同的。在美国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和直接，它让我更清楚地认识了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写这本书的过程就像一个把自己扒光的过程。

John Wray：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中有没有你读过而且喜欢的？

村上春树：有一些。比如村上龙（Ryu Murakami），还有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的部分作品。不过我不写书评和文学评论，那些事我不想参与。

John Wray：为什么呢？

村上春树：我觉得我的工作是观察人和世界，而不是去对它们进行评价。我一直试图让自己远离所谓结论性的东西，我宁愿让世间万物都处于无尽的可能性当中。

比起评论我更喜欢翻译，因为做翻译的时候你几乎不需要做任何的评判，我翻译一本自己喜欢的作品，就好像让那些美妙词句一行一行地从我的身心穿过。毫无疑问，世界上需要有评论家，不过那不是我的差事。

John Wray：你自己好像喜欢翻译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像卡佛、菲茨杰拉德、欧文。这种偏爱是否反映了你作为一名读者的阅读喜好？或者说，你是不是觉得沉浸于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品中有助于你的写作？

村上春树：我从我翻译过的那些作家的作品里都有所收获，这是最重要的。我从现实主义作家那里学到很多，他们的作品需要仔细阅读才能翻译好，我可以发现他们的秘密所在。如果我去翻译后现代作家，比如唐·德里罗（Don DeLillo）、约翰·巴斯（John Barth），或者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那就会发生“撞车”——我的癫狂撞上他们的癫狂。当然，我仰慕他们的作品，不过，当我做翻译的时候，我会选择现实主义作家。

John Wray：你的作品经常被人称为美国读者最容易接受的日本文学作品，以至于人们把你称为最为西方化的当代日本作家。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你与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的。

村上春树：我不想去写身在异国的外国人，我想写的是我们这些人，我想写日本，想写我们在这里的生活，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很多人说我的风格西方人很容易接受，这也许没错，但我的故事是我自己的，它们并没有西化。

John Wray：你作品中出现的很多看起来很西化的事物——比如，披头士乐队——其实也是日本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村上春树：我写一个人在麦当劳吃汉堡包，美国读者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个角色吃的是汉堡包，而不是豆腐？可是，吃汉堡包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十分平常的事情，每天都在发生。

John Wray：你是否同意你的小说准确地描绘了当代日本的都市生活？

村上春树：我小说中人物的行为方式、他们如何讲话、作何反应、怎么思考，都是非常日本的。没有日本读者——几乎没有任何日本读者——抱怨说我的故事和他们的生活相差太远。我在试图描绘日本人，我想描绘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从何而来、去向何方。这是我的主题，我想。

John Wray：你刚才把自己和马尔克斯、卡夫卡做了对比，你说他们是文学作家，那么你认为你自己是一名文学作家吗？

村上春树：我是一位当代文学作家，这和他们非常不同。在卡夫卡写小说的年代，人们只有音乐、书籍和剧院，现在我们有互联网、电影、影碟出租，以及更多。如今我们有如此多的竞争对手，而最主要的问题是时间：十九世纪的人——我指的是有闲阶级——有很多时间，他们读大部头的书，去戏院坐上三四个小时看一出歌剧。可是如今每个人都很忙，社会上也不再有真正的有闲阶级。阅读《白鲸》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于身心有益的，但是人们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所以小说本身经历了很多大幅度的改变：我们不得不抓住读者的脖子硬把他们拖进来。当代小说作家在使用很多来自其它领域的技术——爵士乐、电子游戏、等等等等。我觉得在今天，电子游戏比任何东西都更接近文学。

John Wray：电子游戏？

村上春树：是的。我自己并不喜欢玩电子游戏，但我可以感觉到它和文学的相似性。当我写作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感觉自己是一个电子游戏的设计师，同时也是一个玩游戏的人。我编造了这个游戏程序，现在我正置身于游戏当中，我的左手并不知道右手在干什么。这是一种超脱，给人一种分裂的感觉。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