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极端的类型先不谈

撇开极端的类型先不谈，让我们来看看比较居中的一类人——他们也许没有傲人的思想力，但又比泛泛之辈要多一些精神的追求。

一般人把身外之物当作人生的幸福来源，希望从财产、社会地位、妻室儿女、朋友或是社会那里得到幸福，所以当他失去这些东西或是发现这些令他失望的时候，他的幸福基础就崩塌了。倘若他是一个富有的人，就可能是今天在乡下别墅消磨时光，明天在买马，或宴请朋友，或旅行——总之，他过着奢侈的生活是因为他只能从追求外在乐趣中获取满足，就像失去健康的病人，期望在各种汤药中重获力量，却不试着去发展他自身的生命力，而恰恰这才是他幸福的真正来源。

撇开极端的类型先不谈，让我们来看看比较居中的一类人——他们也许没有傲人的思想力，但又比泛泛之辈要多一些精神的追求。

一般来说，这样的人会对艺术有一点业余的兴趣，或对科学的某些分支感兴趣——譬如植物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能在这类研究中发现莫大的乐趣——当幸福的外在来源枯竭，或不能满足他的时候，他会通过这些研究来自娱自乐。像这样的人，我们可以说，他的人生重心，部分在于他自身。但是，对艺术有浅薄的兴趣，与自发的创造是截然不同的；而对科学的业余追求则容易流于表面，不能洞悉事物的本质。

人不能把自己全然地等同于诸如此类的追求，也不能让自己的整个人生完完全全被它们渗透、填满，以至于对其他一切事物都失去了兴趣。唯有我们称之为天才的那些人，拥有最高的智力水平与思想禀赋，方可达到这种强度，将其一生的时间和精力都耗在某个主题上，将对人生作的思索以诗歌或哲学的方式呈现，力求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独特理解。因此，对于天才来说，不被外界打扰地忙于自己的思想和作品，这样的需求十分迫切。他们乐于独处，闲暇是求之不得的恩赐，其他一切都是多余的，甚至是负担。唯有这类人的人生重心才可以算是完全在自己身上。这些罕见的人，不论他们的性格有多优秀，都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对朋友、家庭和一般的社会团体展现出过多的热情和强烈的兴趣；即便失去外在的一切，他拥有的自身内在，也会让他得到安慰。疏离和孤独是他们的特质，尤其是当其他人从未真正切实地满足过他们时，这种特质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总的来说，这类人天赋异禀，他们也逐渐习惯了被当作异类游走在人群中，并在思考普通人性时会使用第三人称的“他们”，而不是第一人称的“我们”。

由此看来天生被赋予了精神财富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的确，主观意识对我们的影响，远比客观事物的影响要大——不论客观是什么，都只能间接影响我们，而且还必须得通过主观意识才能发挥作用。卢奇安 形象地表达了这一真理，即“灵魂的财富是唯一真正的财富，其他的财富都伴随着更大的烦恼。”

内心富有的人对外界别无所求，他只要求保有不被打扰的闲暇，用来培养精神并完善智慧，从而享受自己的内在财富，在生命中的每时每刻都可以做自己。倘若他注定要在整个人类历史中留下烙印，那么对他来说，幸福或者不幸福，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他是否能够完美地挖掘、发挥他的才能，并完成自己的杰作，其他一切皆微不足道。

各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都将不被打扰的闲暇视作最宝贵的东西，其价值堪比一个人本身的价值。亚里士多德说：“幸福存在于闲暇中。” 第欧根尼·拉尔修 则宣告：“苏格拉底称赞闲暇是最美好的财产。”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总结说，“献身于哲学研究的人生是最幸福的人生”；或者如他在《政治学》中所说，“任何力量，且不论这种力量是什么，只要能得到自由发挥，就是幸福的。” 这一点跟歌德在《威廉·迈斯特》中所说的一致：“天赋异禀的人注定要使用他的天赋，并从中获得至高的快乐。”

但是寻常老百姓很难拥有不被打扰的闲暇，因为这并不属于人的本性。普通人常见的命运就是将生命耗在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奔波上——为了求生而挣扎度日的人，很难有什么高尚的精神乐趣。基本上人们很快就会厌倦不被打扰的闲暇。如果没有虚假的目标来促使其忙碌的话，这闲暇就会变成负担，只好用各种各样的玩乐消遣或爱好来打发时间；到最后闲暇甚至反倒变成痛苦，就像某句谚语所说：“无所事事，就会躁动不安。”

当精神禀赋、智力程度远超过一般人的水准时，看起来也会是不正常且违反自然的。但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那么这个人就是幸福的，他反而会想要那种其他人认为是负担，甚至是有害的不被打扰的闲暇，否则他就会像被束缚的双翼飞马珀伽索斯 一样快乐不起来。

如果外在的、不被打扰的闲暇，和内在的、伟大的智力禀赋，这两个特殊的条件恰好凑在一起，刚好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那可真是最大的幸运。被命运如此眷顾的这个人可以过一种更加高级的生活，免遭人类两大痛苦根源——物质匮乏和精神无聊——的折磨；不用再承受为生存而努力挣扎之苦，也不用忍受长时间的闲暇造成的无聊之感——人生这两种痛苦唯有相互中和，人们才能摆脱困扰。

（：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