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石先生博涉淹贯惊艳

中国近代文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和现代文学的开端。在近百年间，伴随着中国社会、文化急剧从传统向现代飞跃，中国文学体系也从古典向现代全面转型。近代中国作家队伍、读者群体、文学观念、创作内涵、形式体制、文学语言、文学传播方式以及与世界文学的关系，都发生了迥异于古典文学的质的变化。此一深刻变化，促使古典文学走向终点，更开创、主导并规定了中国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乃至文学理论的发展方向。直到目前，现、当代文学和文学理论界所热烈讨论的中国文学现代化、文学的市场化、文学的雅俗之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作家的主体性、扬弃传统和接受外来影响等问题，均根植於近代文学之中。因此，若欲辨明中国文学的古今演进轨迹，深入研究近代文学这一转型阶段，则至关重要。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中国近代文学学科在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四个重要时期。

一是学界对晚清民初文学的初步探研时期。“五四”之后到20世纪 0年代，胡适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2年）、陈子展撰《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1929年）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19 0年）、钱基博撰《现代中国文学史》（19 2年），对中国近代文学的范围、性质作了探讨。尽管称名各异，三位学者均把清末（从甲午或戊戌算起）到其著史时为止的文学，作为一个文学时期考察；尽管对具体作家的归属和评价有所不同，他们均把此期文学分为“古文学”（或“旧文学”）与“新文学”两大系统；均认为此期文学具有过渡性质。

二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体系的建立时期。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学界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体系的建构。1957年，教育部所颁《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第八编《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文学》，在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相对的意义上，明确了中国近代文学的断代地位；其构筑的基本框架为该学科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季镇淮撰写的“近代文学”为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的一编，是此期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最高成就。作者在阐述近代文学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文学潮流”的概念，用不同文学潮流的形成、扩展，来概括近代文学的发展过程；在论述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时，很注意这些作品内容、形式变革的文学意义；尽可能寓褒贬于叙述中；而对有些论述对象创作特征的艺术把握和概括，尤为精辟独到。作者认为：中国近代文学的历史是进步文学与腐朽文学对立的历史；进步文学既继承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又有所创新和变化，为五四新文学革命的发生准备了条件，呈现出过渡状态。这一结论代表了当时学界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基本认识。

三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走向深入时期。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非常活跃：逐步形成了一支研究队伍；创办了研究阵地；开始有计划地、较成规模地搜集整理史料；研究领域不断拓宽，专题研究渐趋深入，研究成果数量激增；部分研究者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总体思考和重新认识。陈则光撰《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册（1987年）、任访秋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1988年）、管林和钟贤培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1年）以及郭延礼撰《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1990年－199 年）是此期的代表作。这四部著作均认为，近代文学的主题是反帝反封建，其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明显的过渡性。与此前近代文学史著相比，作者论述的重点从突出反帝反封建文学转向较全面地展示各种体裁、流派和作家的创作风貌，从片面注重思想性转向较全面地把握作品思想意蕴、文化内涵和审美特征；摒弃了单纯以阶级和政治倾向为标准的批评模式，试图以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历史的、审美的标准评价作家作品；充分肯定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及其创作对中国文学变革的意义；编著体例力求完整、创新。不过，这四部著作虽在论述具体问题时有所深掘，但由于没有挣脱旧有思维模式的束缚，因而在论述一些重大问题时，并没有取得突破性成果。

四是以“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为中心，构建新的中国近代文学史研究体系时期。代表性论著是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中第五卷《近现代文学编》（1997年）。此编由王飚主纂。这一新的近代文学史体系要点如下：一、关于文学史的分期，它明确提出：文学史分期只能以文学自身的演变情况为判断依据。由于中国近、现代文学构成了文学近代化从开始到完成的完整系列，因而应该归于一编。近代文学的上限则应定在鸦片战争前20年，下限则应止于文学革命发难的1917年。二、从近代化的角度审视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化，提出了“中国近代历史双向运动”的理论：近代中国，一方面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另一方面开始了近代化道路的探索；一方面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断发展，另一方面觉醒者以世界先进社会制度为蓝本，设计改造社会方案并为之努力奋斗，促使社会发生了一系列近代性变革。这一历史双向运动成为文学近代化的社会基础。三、近代文学乃是一种转型期的文学，是中国文学体系由古典向现代的全面转型；中国文学的近代化过程就是“文学体系的全面转型”过程。四、把近代复杂的文学现象和演变趋势综合概括为“新变”和“衰变”两股发展方向不同的文学潮流。五、取消过去“改良主义文学时期”和“民主革命文学时期”的分段法，将此两段总括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学界革命”之内。从20世纪90年代迄今，这一新的体系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中处于主流地位。

最近三年，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颇为兴盛：数十位年轻学者成为推动学科发展的主力；一大批研究成果问世；海内外的学术交流走向深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恢复了近代文学研究室，等等。在研究方法上，最重要的现象是：不少学者突破文学研究的传统模式，将学术关注点从文学移向大文化领域。传统研究模式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关注作家的创作个性及其作品的内容、形式，关注文学思潮的产生和演化，表述较为深细；但视野狭窄、视角单一，对牵涉面较广的一些文学史重大问题缺乏解释力。而大文化研究以其跨学科的气势，或者将文学问题放在社会史、思想史的广阔背景中讨论，或者借鉴社会史、思想史的方法考察文学问题，在文学思潮、文学流派、女性文学、作品传播和读者接受等方面均有收获。

（实习编辑：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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