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汉语的变化惊艳

读过《刘文华中篇小说集》，不由赞叹年近90岁高龄的作者，仍然痴狂地爱着自己喜欢的文学，不停笔，有追求，出版了如此耐读的小说集。   老来痴狂犹少年。这对于刘文华来说尤为不易，他1928年生于天津，虽然只读过两年小学，但他靠着勤奋，新中国成立之初，便被报纸和电台聘为通讯员，又参加了工人文学社。他的作家梦也许由此开始，可还没等进入佳境，“工作需要”便使他与文学脱节。那一代的人就是这样，时刻听从党召唤。在工作与个人爱好之间，永远是工作第一，爱好第二。组织的安排就是个人的选择。然而，爱好文学的幼芽，并未因工作的压力而枯萎。这里有两种情形：一是工作之余坚持写作，一是卸下工作的重担，来一次大喷发。刘文华显然属于后者。他退休后写了五本书，这本小说集是第六本。   从书中收录的三个中篇小说来看，刘文华是一个生活积累十分丰厚的人。他熟悉笔下的人物，而且有生活原型。即便如此，对于他不熟悉的领域，他还是不遗余力地去体验、去调查。因此，他的作品从头至尾都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叙述语言和人物语言都很质朴，很有个性。如此看来，他是一个善于把生活提升到小说高度的能手。这里，第一是生活。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他拥有了。第二是提升。提升不是拔高，而是思索、透视、梳理、去伪的过程。苏格拉底有句名言：没有经过审视和内省的生活不值得过。审视和内省，是生活与艺术之间必不可少的桥梁，只有经过这个桥梁，作家所拥有的生活素材才能达到小说的高度。小说的高度就是艺术的高度、文学的高度。生活原本是一池水，平静得很，顶多被春风吹皱，好的作家不但能描绘水上的景致，还能钓起水中游鱼，甚至发现水下的宫殿。刘文华把平静的生活讲述得活灵活现、跌宕起伏，让人必卒读而不忍释卷。   就拿《毛兰大夫》里的毛兰大夫来说吧。一个医生，干干净净地工作，丰丰厚厚的工资，下班之后，回家干点什么不好，却一个心眼儿迷上了到垃圾堆捡毛褴（破烂儿）。这个人物（或故事）的本身就很别致，人物的身份与行为反差太大。作者一层层展开故事，将主人公“一条道儿跑到黑”、“认准的事，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性格，一步步推向极致，最后，在迷幻与噩梦中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一个悲剧。表面看来，悲剧的造成是性格使然，如果他不固执自己的行为，就不会如此结局，但故事本身还透露出，他的死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那就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社会转型期滋生的腐败和固有的不正之风，与小农意识的狭隘胸襟的纠结碰撞，导致了一个生命的完结。作者只在真实的生活与虚伪的幕布之间，撩开一道缝隙，我们便一目了然。啊！生活原来就是这样！   《热线电话》写的是作者亲历的事，反映的是市民呼声。其实老百姓的要求有嘛？不外乎油盐酱醋、卫生环境之类的芝麻粒大的问题。可马蹄坑的水能淹死人，黄豆大的石头能打死人，居民楼的下水道堵了，一年多没人管，造成垃圾遍地、蚊蝇横飞、怨声载道、求告无门的局面。这时刚刚设了热线电话，有关部门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这个事。局长很重视，派人去解决问题。结果呢，不但通了下水道，清除了垃圾，还建起了花园。于是上下同乐，皆大欢喜。《热线电话》的突出之处，在于人物的个性鲜明，言语响亮，闻其声即知其人，其人必定有其声。   《大和之魂的困惑》通过二战期间，日本青年宫本正进被征入伍，在侵华战争中，目睹日军种种暴行，思想逐渐转变、最后醒悟的故事，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残暴、恐怖、灭绝人性的本质和不得人心的实质。半个世纪前， 有个作家鄂华写过一篇小说《绣花的灯罩》，揭露德国法西斯用俘虏的人皮做灯罩，让人震撼；同样，刘文华的《大和之魂的困惑》，从日军内部思想的瓦解，揭示其必然失败的结局，也十分令人警醒。   三个中篇，都是从头讲起，按着生活的发展轨迹，一步一步往前走。生活拐弯，它就拐弯；生活直行，它就直行。作者老实得一点也不愿意打乱生活的节奏，更不愿去编造莫须有的故事。这正是传统小说的传统写法。生活可以剪裁，但不可以编造；情节可以虚构，而细节必须真实；语言不拒绝华丽，而质朴仍为最高境界。这些原则，刘文华老先生坚守着并实践着。   （编辑：白俊贤）安庆牛皮癣医院那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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