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约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的

要约、要约邀请与预约的要约

预约制度虽然为我国学界普遍承认，但因其未见诸立法，学者对之的论述也多在合同分类中泛泛而过。尤其是《合同法》颁行后，由于《合同法》在合同订立一章中并未提及预约的问题，而且其对要约邀请、要约、承诺规则进行了比较完善、具体的规定，因此实务上对合同订立过程

预约制度虽然为我国学界普遍承认，但因其未见诸立法，学者对之的论述也多在合同分类中泛泛而过。尤其是《合同法》颁行后，由于《合同法》在合同订立一章中并未提及预约的问题，而且其对要约邀请、要约、承诺规则进行了比较完善、具体的规定，因此实务上对合同订立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多通过要约邀请、要约等规则加以处理。故而鲜见适用预约法理的判决。

但实践中合同的订立通常并非一蹴而就

。在漫长的缔约磋商过程中，当事人之间就一些事项现行达成一些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初步协议（预约）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当事人就合同订立的程序问题或合同订立的准据法问题进行的初步约定[1]，事先达成一些框架性协议、原则性约定[2]，等等。围绕这些初步协议而进行的意思表示也为数众多。如下文所言，此种意思表示在性质上和效力上与本约的要约邀请、要约差异甚大。正确区辨这些意思表示究为本约的要约邀请、要约、承诺，抑或预约的要约、承诺，对于正确判断合同是否成立、公平处理合同纠纷、实现合同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故而笔者拟结合实例探讨预约制度中的相关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激活这一实践中很少涉及的制度。

一、据以研究的案例

（一）案情[3]

有可能一夜之间就跑到第一去了 1998年9月，被告通达公司将其所有的通达大厦B区（该大厦分为面积相同的ABCD四个区）租赁给第三人华海公司，租期15年。当年11月，经通达公司同意，华海公司将该区转租给原告蓝天公司开设商场。2000年1月，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就该租赁合同的履行发生纠纷，通达公司遂诉至法院以华海公司违约为由请求解除该租赁合同，蓝天公司亦被法院追加为第三人。

在该案件诉讼过程中，2001年4月3日，通达公司向蓝天公司发出了《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其中明确表示：我公司承诺：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即将通达大厦B区以外的其他区域全部租赁给你公司经营，年租金不高于110万元，期限20年，其他具体事宜待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终止后双方订立合同时再定。蓝天公司收悉该函后未作表示。2003年3月12日，法院方就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作出终审判决，支持了通达公司的诉讼请求。

2003年8月28日，蓝天公司发出《关于同意接受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的承诺》，并于2003年9月1日公证送达通达公司。其中表示：鉴于贵司与华海公司租赁合同业已终止，经我司反复研究，多方论证，现就响应贵司函中所述要求我司全面承租通达大厦的事宜，郑重承诺如下：我司同意按贵司函中所列条件内容承租通达大厦。此后，2003年11月12日，蓝天公司又向通达公司致函表示，鉴于通达大厦中部分建筑物被拆除，导致实际使用面积减少，故而将年租金减少为107.8万元，并规定租金每两年支付一次。

现蓝天公司认为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系要约，其已经作出了承诺，该合同已经有效成立，故而请求履行其与通达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通达公司则认为，《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仅为要约邀请而非要约；即便认为其系要约，蓝天公司的承诺也已经构成承诺迟延，故而双方之间的租赁合同不成立，因此拒绝履行。蓝天公司遂诉至法院，请求实际履行该租赁合同。

（二）裁判要旨

一审法院认为，通达公司《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系要约，其中我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终止后一语则是对该要约生效条件的规定，故而该要约应当自2003年3月12日，即通达公司与华海公司的租赁合同纠纷终审判决生效之日生效。因此蓝天公司《关于同意接受关于通达大厦事宜的函的承诺》并不超越承诺期限，该租赁合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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