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树增揭秘创作历程读史笔记有几百计划

军旅作家王树增把自己的写作分两个系列：一个是战争系列，《朝鲜战争》、《解放战争》、《长征》已经面世；另一个是中国近代史系列，《1901》10年前出书，《1911》则于近日与读者见面。

随着辛亥革命100周年纪念日的到来，65万字的《1911》越发令人瞩目，该书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有精确描绘，使得本可能枯燥干巴的近代历史，变得生动而富有意味。对于外界的好评，王树增很清醒：“我既不敢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更不敢称自己是个思想者，我只是一个对我们民族历史有阅读欲望的读史者。”王树增认为，即便这样，也不能标榜自己读懂了历史，他和读者一样都在探索历史规律。

读史笔记足有几百万字

“《1911》这本书，我从10多年前就开始积累，两年前开始写作。”提起自己的这部新作，王树增很是感慨，“真是拿命去写，坐在那里两三天不动，为了查证一个资料，停在一个地方十几天、二十天没动过。”十余年下来，他为写《1911》记下的史料笔记，足足有几百万字。

然而，这些笔记得来并不容易。前几年，王树增到日本访问，他专门申请进入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馆，寻找近代以来中日外交和辛亥革命期间的重要档案原件。档案馆不允许拍照，王树增只能一字一句地抄录资料。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孙中山当年被日本警方盯梢的记录，并且进而确认此事与清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王树增当时立即意识到：“尽管在史料记载中，有孙中山流离失所的记述，但是很难想到，他在国外漂泊期间，确实牵扯到国与国之间的外交问题。”

不断写下的史料笔记，让王树增对历史有了自己的全新评判。比如宋教仁遇刺案，各种当年的报道、档案、来往信件、国民党政府的资料、民间流传的资料都互相矛盾。在反复研读后，王树增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没有确切史料证明袁世凯是主谋。袁世凯很聪明，这事一出，99%的人都会说是他干的，他不会做这种傻事，虽然有部分资料直指他，但都被我否定了。”

非虚构文学应有文学味

尽管对历史资料如此重视，但王树增却强调：“在《1911》的写作中，我更注重历史事件中人物性格的演变、民族精神发展的历程，不大注重对某个历史事件的考证。”在他看来，考证历史是历史学家的事，“我不愿意读者把这部书做为历史教科书来读。”事实上，王树增始终坚信非虚构文学写作一定要有文学味道。“作家要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文学认知。”

王树增很幸运，他找到了自己特殊的路径。写《1911》的同时，他还在做着有关辛亥革命的文献片，“我就利用这个机会，接触到了孙中山的外孙女孙穗芳，以及孙中山的其他后人。”

与孙中山的后代接触，并不能提供太多直接的史料，但是他想，对当时历史时代的理解，这样的接触却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更加触动他的是，这种特殊的体验，会令他突然对历史产生一种立体感、真实感。“当你看到100年前先驱者的血脉延续下来的黑头发、黄皮肤、黑眼睛，是和我们同祖同宗的感觉，这种感觉对作家的写作是至关重要的，它总比看历史旧照的情感更强烈。”

写辛亥是为以史为鉴

“我们每个人照镜子的目的是什么？恐怕不是为了照别人，而是为了审视自己，找到自己身上、脸上的瑕疵。照镜子的目的是这样，读史也是这样，写史更是这样。”王树增认为，以史为鉴，重要的是不断发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历程中的优势，而更重要的还是发现劣势。

在写作过程中，王树增慢慢体味出辛亥革命给人们重要的启示，“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它要得到发展与进步，最重要的前提是变革，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事物永远在运动之中，任何企图让事物停止下来、凝固下来、静止下来的想法都是错误的，也都是徒劳的。”

和自己谈心成看家本领

因此下半年及未来两年的铁路投资无疑将引爆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及产业行业的新一轮热情 创作《1911》，不仅需要延续十几年的积累，更要有长达两年多的写作。王树增说：“我只有靠大量业余时间写作，每天无非是少睡点，总会写到后半夜。”伞兵出身的他不得不承认，大文字量的写作，写到最后实际上都是体力劳动。

王树增也有身心疲惫和脑子一片空白的时候。每当陷入困境，他都会拿出看家本领：自己和自己谈心。有时他这样对自己说：“每个人都不是万能的，你只会写作，不会做别的事情，既然就做一件事情，你都不愿意做，那你还能做什么？”有时他又会换一种说辞：“你的时间太有限了，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面对长期艰苦的写作，王树增说，是军人生涯赋予他的性格特征，让他坚持到了现在。他说：“当兵的第一天，老兵就教育我们争第一，因为军人在军事行为中没有亚军。”回首40年当兵史，王树增感悟道：“军人最大的特征是不要轻易把腰弯下去，弯下腰算是什么玩意儿！”在写作面前，他同样要求自己，永远也不能弯下腰。

（：刘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