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法师透过世说新语我们可以发现kisi

摘要：透过《世说新语》我们可以发现，魏晋人对“物”的钟爱已到了一种近乎痴迷的程度。可是，他们所爱的并非是金银财宝、世间珍品，而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些不起眼的细物。魏晋人由“爱物”所表现出的行为举止显得格外大胆、率真，丝毫不为世俗所累。这是因为他们“爱物”，却不沉溺于物，“爱物”其实是为了求得自己内心解脱和宽慰的行为表现，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所以，这种独特的“爱物”喜好最后发展成为了一种脱离于物质实体的更高层次的精神享受。魏晋人因“爱物”而“感物”，因“感物”而“爱物”。“感物”源于他们对世间万事万物的深切体悟，“爱物”则是“感物”的互动和表象。他们“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这种因感物而兴起的“一己之情”恰恰就是文学自觉的催化剂，最终使文学成为了“抒写性灵，歌唱情感，不复以世用樱怀”的真正意义上的艺术门类，而不单单是服务于社会、政治的附庸和工具。《世说新语》中所表现出的魏晋人的“爱物”、“感物”之情，彰显了魏晋人崇尚自由，不受束缚的独特个性，这其实也是个体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正是这种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引发了文学自觉的出现，正式的“纯文学”观念也由此而形成，这对我们研究整个中国文学、文学史的演变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字：世说新语、魏晋、爱物，情，文学

一

魏晋人对“事物”的喜爱和钟情已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子猷便是很典型的一位：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任诞》）

仅仅一天没有竹子的相伴，王子猷就按捺不住寂寞的心情了，这种对竹子的一往情深可谓达到了极致。竹子已成为了他的影子，难舍难分，似已到了几近无隙的境界。王子猷一生率性而为、桀骜不驯，他对竹子的“妙赏”看似任诞，但其实寄托于其中的却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这不得不让后代文人所崇敬和效仿。不仅对竹如此，子猷对“琴”的钟情，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座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任诞》）

这则故事充分体现了子猷和子敬之间真挚的兄弟之爱、手足之情，此时的琴已成为了特定意义上的“人”，将琴摔在地上，这个看似过激行为的背后，体现的却是子猷面对“知己已“安塔瑞斯”号火箭配备的AJ-26发动机绝”这一事实时的极度悲痛之情。琴是知己间“神交”的媒介，没有了琴也就失去了心灵交流的可能，知己已死，自己的生存立刻也就变得索然无味，所以摔琴不久后子猷便“月余亦卒”了。这种对琴的钟爱，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此时的“琴”与“人”已化为一体，所以“人琴俱亡”这个故事很具典型性，并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后世赞美兄弟间深厚情谊的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人“爱物”，并不为世俗所累，但求自己的解脱和宽慰。所以他们的“爱物”，少了几份束缚，因此显得格外率真、真挚，在《任诞》篇中，作者通过刘伶醉酒的故事，将这份真切、淳朴、自然的爱物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示。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任诞》）

刘伶因饮酒过度而生病，但还是戒不了酒。面对妻子的苦苦哀求和奉劝，刘伶的回答却如孩子一般天真、荒唐：“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在一番假言假语之后，刘伶不但瞒过了妻子，还骗得了美味的酒肉，最后他给妻子的结局又是“隗然”大醉。不仅如此，刘伶还有纵酒放达的喜好，酒后常在家中“脱衣裸形”、赤身裸体，被外人发现后，他不但没有感到羞愧，反而振振有词，认为这是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的壮举。这些都无不体现着刘伶豪迈的性情和开阔的胸襟。类似的故事，在《晋书》亦有详细的描写，说刘伶“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尝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酒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当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从之。伶跪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仍引酒御肉，隗然复醉。尝醉与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奋拳而往。伶徐曰：‘鸡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晋书列传十九刘伶传》）刘伶一生嗜酒如命，但他对酒的感情是真真切切的、是十分纯粹的，丝毫没有被世俗眼光和世俗批判所束缚，然而这也不是为争得一时虚名而故意做作的举动。刘伶异端的行为举止恰恰是由他放诞不羁、不受约束和“庄子式”的自由性格所决定的。其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魏晋人独有的“风流”和精神境界。

与其他朝代不同的是，魏晋人对事物的喜爱不仅只停留在对江河湖海、名山大川、小桥流水等一些自然之物上，他们对物的钟爱具有“泛爱性”，他们不仅爱竹、爱琴也爱酒，仿佛对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心存“爱意”。魏晋人所表现出的爱好准确地应该说是“癖好”，则更具那个时代的特色，让人有时难以想象：

“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麓箸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雅量》）

在世说新语中，像搜集鞋子这样的爱好也竟然会被大加赞赏。祖士少喜欢搜集财宝，阮遥集则喜欢搜集木屐，这种相差悬殊的癖好在现代人的眼里也许不值得一提，因为压根就不存在什么可比性，人们甚至会嘲讽阮遥集的“愚痴”和“自恋”，然而在魏晋人的眼里却认为那是“未判其得失”、“同是一累”的喜好，它们并无贵贱之分。接着作者刘义庆通过对祖士少和阮遥集面见访客时所表现出的不同神情的刻画，来说明有钱人惶惶不可终日，无钱的人却可以“神色闲畅”、怡然自得这一事实。并让“未判其得失”的这种竞技最终“胜负始分”，那就是“好屐”比“好宝”更为高尚。这便是魏晋人的风尚，他们不攀附权贵、鄙夷财富，只求内心深处的一份安然和平静。

通过上述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魏晋人爱物，但不沉溺于物，他们的“爱物”实际上追求的是脱离物质实体的、高层次的精神享受。正如何韵在《王弼传》中所云:“圣人之情反物而无累于物者也。”[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640.]对“反物而无累于物”的浅层理解，可用《言语》中支道林的一则例子加以说明：

“支道林常养数匹马。或言:‘道人畜马不韵。’支曰:‘贫道重其神骏。’”（《言语》）

支道林是东晋著名的高僧，别人认为僧人养马有失体统，是不合风雅的行为，而支道林的回答却绕开了“马”这一实体，而将畜马的动机归结为“重其神骏”。“神骏”是指马的神采，所以，道林并没有把马看成是用来耕种或是出行的工具和私人财产，他养马的目的完全是由于被马的神采俊逸所倾倒。支道林不仅佛学造诣极高，他还对《庄子》有着独特的见解，所以兼具道家思想的道林养马是为了追求马的悠然和神韵，进而达到一种与之相通的精神境界。这也正暗合了宗白华先生的那句话：“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215.]支道林的确做到了“反物而无累于物”，发现了自己的内心的“深情”。而由这种“深情”所生发的不是限于自娱自乐的一己之情，而是扩展到了对生命宇宙的博大情怀，有例为证：

“支公好鹤。住剡东峁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言语》）

每个人都会心疼自己的所爱之物，不忍割舍，支公也不例外，于是他便剪短了白鹤新生的羽翼，让它无法飞走。然而，当支道林看见白鹤“不复能飞”，“反顾翅垂头”的可怜样子时，一种发自心底的同情和悲悯情怀顿时油然而生，并懊丧万分。为了弥补往日的过失，他开始精心调养白鹤，等到鹤的羽毛重新长出来的时候，便让它们飞走了。

《世说新语》中没有惊天动地的宏伟叙事，他所讲述的都是一些极为常见、平淡的故事。正如“支公好鹤”这个简短、平实的小故事一样，它以“养令翮成，置使飞去”这样富有韵味的结局收尾，留给人的是美好的遐想和心灵的顿悟。这种叙事方法其实和佛教故事的叙事方法不无关联，它注重以小见大，希冀从小事中去阐发关乎生命宇宙的至真哲理。“支公好鹤”这个故事，由“鹤”及“人”，由“人”及“鹤”，体现的是一种对个体生命、万物苍生的关爱，有一种“普度众生”的博大情怀暗含其中，这便是魏晋人“爱物”的特别之处。而这种特别之处就源于在那个并不太平的年代，魏晋人对于个体生命存在的倍加珍视。

二

冯友兰先生曾在《论风流》一文中，用八个字概括魏晋风度所涵盖的基本素质，那就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涂又光.冯友兰选集[M].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选集丛书.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2 .]在这四个基本素质中，“深情”较之前三种素质则更胜一筹，因为“深情”是经历了“玄心”、“洞见”、“妙赏”之后达到的情与万物的一种共鸣。而这种“共鸣”就是人与宇宙万物的对话、交流、碰撞时所萌生的情感，这里用陆机的话来概括最为恰当：

“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魏晋人喜欢“感物兴思”，“感物”的前提则是“爱物”。“爱物”就是对是美国“喷气发动机-火箭动力公司”在苏联时代NK-33发动机基础上改造制成的。据报道宇宙、对生命、对个体的珍视，没有最起码的“爱”，“感”就会不深切、不纯真，而“感物”恰好是对“爱物”的提升与阐发。魏晋人由“爱物”而“感物”，由“感物”而“爱物”，在这种反复的体物漩涡中，他们并没有沉溺于其中，而是超然于外，产生了一种对宇宙的万物的玄思之情、一己之情。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任诞》）

王伯舆由山及情，由山联想到生命的反复无常，发出“终当为情死”的呼告，这不能不说是他率真性情的显现。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铘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

桓公北伐，经过金城，见到自己原先任琅邪太守时种下的柳树“皆已十围”时，禁不住发出了“木犹如此，人何以堪”、生命易流逝的慨叹。相同的例子还有许多，由于篇幅有限，现一并举之：

“卫洗马初欲渡江，形神惨悴，语左右云：‘见此芒芒，不觉百端交集。苟未免有情，亦复谁能遣此！’”（《言语》）

“王司州至吴兴印渚中看。叹曰：“非唯使人情开涤，亦觉日月清朗。”（《言语》）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 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犹难为怀。’”（《言语》）

“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相亲。’”（《言语》）

魏晋人面对自然山水时，将自己的情感寄托于其中，并没有比附过多的人类道德情操，而是与自然合二为一后真情实感的流露。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魏晋时代的‘情’的抒发由于总与人生—生死—存在的意向、探询、疑惑相交织，而常常达到一种哲理的高层。这倒正是以‘无’为寂然本体的老庄哲学以及它所高扬着的思辩智慧，已活生生地渗透和转化为热烈的情绪、敏锐的感受和对生活的顽强执着的缘故。从而，一切情都具有着智慧的光辉，有限的人生感伤总富有无限宇宙的含义。扩而充之，不仅对死亡，而且对人事、对风景、对自然，也都可以兴发起这种情感、情怀、情调来而变得非常美丽。”[李泽厚.美学三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7.]

共 7606 字 2 页 转到页 【编者按】文章抓住魏晋人对“事物”的喜好进行分析，几个部分，每一部分论述一个问题，几个问题层层深入，揭示出了值得我们思考的东西。文章以王子猷为例，论述了魏晋人爱物的程度，揭示出了他们爱物的本质内涵：“求自己的解脱和宽慰”，“外率真、真挚”、“淳朴”。魏晋人爱物很广泛，他们爱物追求的是“脱离物质实体的、高层次的精神享受。”文章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魏晋人的“感物”，他们从物中发现了个体生命的没，表现出的他们对“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酣畅的情意”的追求。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魏晋人在“爱物”“感物”中表现出的情。作者在这些论述中，不仅揭示的是社会观念，更揭示出了这些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文章引述论述翔实，逻辑关系严密。好文！【：春雨阳光】【江山部精品推荐01 0 1142】

1楼文友：201 -0 -11 18:04:0 谢谢的辛勤排版和中肯恰当的点评！ 文学挚友

2楼文友：201 -0 -11 20: 4: 2 这是书评，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时代，同时让我们领悟了写作。朋友辛苦了！ 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