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事实是

一个几乎已成定论的事实是，自北岛、舒婷、芒克等一批诗人崛起以后，中国的诗歌开始了一个新的里程。其实，在其后三十年来的发展过程中，中国诗歌又发生过许多新的争论、分歧、裂变、分化与重组。在“朦胧诗”争议之后，又出现过“后朦胧诗”、第三代、中间代、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等许多诗歌现象。就区域和派别而论，又有白洋淀诗群、今天诗派、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存在主义、莽汉主义、撒娇诗派、丑石诗派、新死亡诗派、中山诗群、圆明园诗群、下半身、干草部落等，真可谓流派纷呈、多姿多彩。直到今天，仍在变化发展，七〇后、八〇后正纷纷登场或跃跃欲试。

与共和国前三十年的诗歌比起来，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诗歌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稍加比较，就有以下几点的不同：

一、创作环境上宽松了许多，可以抒发一些个人的人生感受和个人的感情生活了，不像前三十年，诗歌只是政治宣传的工具和传声筒。

二、诗歌的艺术追求和表现手法可以多样化，不像前三十年，诗歌只提倡民歌，强调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视象征派、意象派、现代派等为资产阶级颓废诗风，结果反走向了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假、大、空的荒唐局面。

三、诗人可以较为自由地交往，尽管无法在体制内的报刊杂志上自由发表诗作和亮相诗观，但至少可以在诗人之间交流一些自编自印的诗刊诗集，聚在一间屋里朗诵自己的诗作，或是通过网络和手机，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是极其弱小和微不足道的，也是快乐的。不再像前三十年那样噤若寒蝉。

四、与海外和港澳台地区的交流成为可能。在前三十年，中国大陆的诗歌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自拉自唱的状态，与海外华人、世界各国几乎处于隔绝状态，没有交流。即使有，也绝对是政府和国家行为，如聂鲁达访华、冯雪峰率团访苏等，无不如此。至于与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诗歌交流，更是处于停顿或对立状态。但在近三十年来，不仅与海外的华人有了诗人之间的民间交往，也有了与港、澳、台地区之间的诗歌交流与互动，特别是香港、澳门回归以后，这种交流和互动更为明显，而这一切，在前三十年的大陆诗歌中是绝对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想象的。

五、在前三十年中，政府掌控的所有文学刊物和报纸，即体制内的一切舆论工具，所刊发的都是染有革命色彩的诗歌，偶然侥幸刊出个别非红色的诗篇，便会受到批判与追剿，如郭小川的《望星空》发表后，只不过其中写有“在无限的时间的长河里，人生仅是微小微小的浪花”这样的诗句，便被认为是小资情调，消极的人生观，受到了劈头盖脸的严厉批判。而近三十年的体制内文学刊物，包括《诗刊》《人民文学》《星星》等在内，都改变了态度，注意到了诗歌风格、表现手法和内容题材的多样性。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诗作，大多可以发表，一定程度上有了多元共存的格局，尽管这种格局仍有诸多限制，较之民间诗刊的自由度仍有着极大的差距，但较之前三十年已经大为改观。

相关的区别我们还可以列出许多，以上仅是举其大要，只是为了说明近三十年来中国诗界的变化。

也许正是这些变化，使得中国这一古老的诗国，在近三十年来的诗歌领域又焕发出了许多新的生机和活力，许多人毅然选择了诗歌的道路，用不同的方式书写着自己的诗歌人生。或写诗，或出版诗集，或自费出版，或办诗刊，或组织诗歌活动，或资助诗歌事业……总之，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之下，中国近三十年来诗集的数量之众多，民间诗社诗刊之活跃，各种诗歌活动之频繁，诗歌风格之多样，思潮流派之纷呈，内容题材之丰富，诗歌观念之迭出，代表诗人之崛起，都远远超过了前三十年的中国诗坛，也是前三十年的中国诗坛所无法比拟的。

如果按照以往的撰写习惯和论述模式，对于最近三十年来的中国诗歌，我们很可能把十年分为一期，列为初、中、后三个时期来加以论述；或者便是按照各种诗歌流派与思潮的产生原因、社会背景来加以论述。为此，我经过反复思考与推敲，决定从一种新的视角 区域诗群的角度来加以论述。

我之所以采用这一模式，主要出于以下几点的考虑。

首先，中国是个大国，其总体面积差不多与整个欧洲相等。改革开放以来，各个区域的经济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有些地方比较领先，有些地方比较落后。这种现象在诗歌创作中也同样存在，如北京、四川、广东、浙江等地的诗歌力量就比较强盛，有些地方的诗歌创作力量就比较薄弱，相对滞后。因此，我从中挑送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省、市、地区加以论述，从而展示近三十年来中国诗歌的主要成就和基本面貌。

其次，自1949年开国大典以后，中国大陆的诗坛有如整个文坛，往往是北京一声令下，各地纷纷响应。如1958年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稍后的新诗形式的探讨和新格律诗的尝试，无不如此。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运动，更是愈演愈烈，无以复加。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中，中国大陆的诗歌格局却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和多元共存的现象，北京诗坛举出的旗帜或发出的声音，已不像以前那样具有感召力和影响力。有些地方非但不响应，甚至举出自己的旗帜，标示自己的主张，对垒立异。如四川省举出的诗歌旗帜，就与北京的多有不同。有的甚至一省一地也会亮出多面旗帜，不仅颜色不同，而且观点各异，甚或针锋相对，打破了原先诗坛的大一统局面。这种从大一统走向多元化的变化，使中国的诗歌更为丰富，应该说是中国诗坛的一种进步。

再次，中国的文学派别和诗歌流派的命名，也有一个从时空逐渐移向区域的过程。如在宋代以前，诗派的名称多以帝王的年号和时间来命名的，如“建安文学”、“建安七子”，建安便是汉献帝的年号。稍后的诗歌如“正始体”、“太康体”等，也都以帝王的年号来命名的。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高峰，但也喜以时间和帝号来命名诗歌流派，如“初唐四杰”、“盛唐气象”、“大历十才子”、“元和体”、“长庆体”、“晚唐体”等，无不与时间与帝号有关，而区域和地方的特征并不突出。但自宋代以区域命名的“江西诗派”出现以后，以区域命名诗派或文学派别的现象逐渐增多，似乎成为一种趋势，至明、清两代，愈加明显，如明代的“吴中四杰”、“闽中十子”、“公安派”、“竟陵派”，都以区域命名。仅以明末清初的词派为例，便有“云间词派”、“浙西词派”、“阳羡词派”等，均以地名显示，其后影响重大的“常州词派”，也是以地名命名的。再如清代著名的文学流派“桐城派”、“阳湖派”、“岭南三大家”等，也多以区域命名。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史，其文学派别和诗歌流派的命名，有一个从时空和帝号居多逐渐走向以区域和地名为多的重心转移的过程和现象。也就是说，区域文学或文学的区域现象和地方性，越来越受到文学研究者的关注。

除了从区域的角度切入以外，本书还有一个独特的视角，那便是重视诗人群落的现象。之所以关注各区域的诗人群落现象，主要有两大原因：第一，“群落”、“诗群”都是中性词，有弹性，有空间，不褒不贬，每个人可以从自身的眼光来加以打量和评判，不像过去动辄“思潮”，张口“流派”，或“反动”，或“进步”，甚至经常朝政治层面挂靠，贴上各种政治或阶级的标签，既难以界定，又互相攻讦，大动干戈，闹得身心疲惫，势不两立，等战尘落定，彼此都觉得意思不大，于诗无益；第二，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本有不少民间自发的诗社或文学团体，如新潮、新月社、创造社、太阳社、沉钟社、七月派等，每个诗社或文学团体内几乎都聚集着一些诗人，但自1949年开国大典以后，民间诗社一律清除，诗群现象随之消失，代之而起的全是政府领导下的作家协会和诗人活动，直到“四人帮”粉碎、改革开放以后，各地诗人纷纷自创诗社报刊，虽然在清除精神污染时被取缔了一大批，但毕竟大势所趋，许多自发的民间诗社或诗歌团体仍在艰难的环境中惨淡经营，顽强生存，此消彼长，延绵不绝，成为当今中国诗坛最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同样作为一个诗歌强省，各省所表现出的强势之处又各不相同。就拿西部的四川与东部的浙江来说，二者皆为中国的诗歌强省，实力雄厚，又拥有各自有影响力的代表诗人，但二省的诗歌强势却各有偏重，其中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四川的诗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喜欢标举旗号，如非非主义、整体主义、存在主义等诗歌流派，最初都源自巴蜀大地，然后分流全国，他们在思潮流派和创作观念上大胆创新，有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彼此又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歧义杂出，却又耗去了太多的精力与元气，有的甚至在同一派别中也互相指责，互不相让，内耗不断，这样一来，诗坛是热闹了，影响也扩大了，收获也不少，但消耗也是挺大的。像柏桦这类埋头写诗、回避论争的“成都五君子”，反成少数。而浙江虽然也有不少诗人群落和民间诗刊，也有诗歌主张和派别，但大多数都是特立独行，各自写诗，并不以开宗立派为荣，也不以标举旗号者自居，如江一郎、高崎、潘维、俞强、史一帆、韩高琦、伊甸等无不如此，但他们在中国当代诗坛上却都能以独特的风格而各占一席、各领风骚。

（编辑：苏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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