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没有在本届上海书展上推出新作惊艳

《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

李洁非 杨劼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年4月

“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在1945年5月，毛泽东发表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上个世纪40年代，延安可谓群星璀璨，从全国各地来的文艺青年，带着革命的热血奔赴于此，不仅兴办了大量影响广泛的文艺刊物，而且还设立了众多文艺培训机构，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为革命服务的文艺体系。不过，在一般的现代文学史中，延安时期却一直被“流放”于边缘，原因是它与政治联系的过于紧密，以至于似乎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文学价值”的研究对象。

不过，李洁非和杨劼却并不这么认为。在《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一书中，两位作者认为，延安时期是“文学生产方式”发生变革和飞跃关键时期，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不可小觑。两位作者甚至建议，使用“超级文学”来描述这一变革，其核心是，它让文学首次具有了“组织化”原则，并最终演变成持续长达40年之久的“共和国文学体制”。而这一转折正是以毛泽东的《讲话》为标志。文艺工作者自此不再是“自由创作者”，而是隶属于党的机关，经费由党和国家拨发，“除工作内容不同，文学工作者与所有大大小小的"干部"没有区别，也被划入各种"行政级别"并按照标准领取工作、享受住房、医疗等福利待遇”。

《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是笔者近来读过最有分量的一部文学史著作，书中开创性地使用“文学生产方式”这一概念，以及通过这一视角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新把握，令人拍案叫绝。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学史书写，而是以“文学生产”代替“文学创作”，突破审美角度的文学考察，“尽力将文学视为一个客体，一架开动着的机器；观察它的运转，描述它的各个部件和环节，说明它的生产原料、工作过程、产品以及产品型号”。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史书写，但作者却追求普世的社会学规律，它会令人想起皮埃尔·的名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只是布迪厄注重历史横断面中“个体”和“结构”之间的互动，而《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更加注重描述独特的共产主义历史经验。

这一独特的视角使得作者尤其重视延安时期，以及毛泽东的《讲话》。历经延安的过渡，建国以后，全国“文联”成立，“标志着当代文艺体制这台强大机器的成型”。“文联”是一个统战组织，是文艺界的“名人堂”，旗下包括文协、剧协、影协、音协、美协和舞协等六个专业协会。195 年，胡乔木负责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建议取消“文联”，要求各专业协会独立出来，结果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尽管如此，“文协”作为“文联”的一支，最终还是独立了出来，级别与“文联”平行，同列正部级，这就是后来的“中国作家协会”。自此，共和国文学生产具有了固定系统的保障，这一体系一直延续至今，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它主导着新中国的文学生产。

排除了文学的创作自由，同时也就自然避免了个体与集体目标的冲突，但是，“右倾”与“左进”的摆荡却始终困扰着这一体制。从建国初期文学队伍的“正规化”，到1957年之后的“反右”，即“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再到三年自然灾害之后，总结大跃进，重新“回归秩序”，随后又是10年文革的“疯狂年代”。“专业”和“业余”，“作家”与“工农兵”，共和国文学就一直处于这种规律性的摇摆之中。李洁非和杨劼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他们看来，“摇摆”也是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的特点之一。

文革结束后，又随着几年的徘徊期的过去，“80年代文学”成为像延安时代那样的“过渡期”，只是这一次过渡的目标，不再是任何的政党政治，而是开放的市场和多元的创造自由。文学也面临新的挑战，“自发文学”和“市场文学”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而“市场文学已经逐步导致文学体制解体或重组”，自此，文学的生产方式又再次面临新的变革和冒险。

（编辑：刘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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