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兰教授研究重心为中国思想史

艾兰（SarahAllan）是欧美早期中国研究领域的代表性学者之一。1945年出生于美国，1974年获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博士学位，1972～1995年于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任教，1995～2016于美国达慕思大学任特聘教授，现为美国达慕思大学荣休教授。

艾兰教授研究重心为中国思想史，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思考中国历史文化以及中西思想文化的异同。艾兰教授既有深厚的文献学、考古学和古文字学素养，充分掌握中国传统的文献材料，又能及时吸收最新的大量的出土新材料，同时熟稔西方学术理论如结构主义等，故能融会贯通，新意迭出，创见尤多。

2010年，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艾兰文集》，先后出版了《龟之谜》《世袭与禅让》《水之道与德之端》《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等书中译本，在国内学术界反响热烈。2016年10月份，商务印书馆又推出了《艾兰文集》之五《湮没的思想》。恰好此时，艾兰教授来华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21届年会。借此机会，我们对艾兰教授进行了访谈。

问：艾兰老师您好，首先十分感谢您能够接受此次访谈。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又是怎样走上汉学研究道路的呢？在这个过程中哪些老师对您影响和帮助比较大？

艾兰：我18岁那年，也就是196 年，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初次接触和学习中文，即开始于这个时期。当时我上了一门中国考古学的课，兴趣十分浓厚，心里幻想过到中国参与考古发掘。但当时中美两国尚未建交，最终这个想法未能付诸实现。于是，我的兴趣便转到了中国先秦两汉文献方面。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亚语言学系。当时的伯克莱分校东亚语言学系名师荟萃，济济一堂，堪称是美国西部的汉学重镇。从事文学研究的陈世骧、语文学研究的卜弼德、民俗学研究的艾博华、美术史研究的高居翰，以及后来加盟的从事甲骨文研究的吉德炜等先生均执教于此。我在伯克莱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从卜弼德与艾博华先生学习，获益甚多，并于1969年以《周汉文献所见太公望》一文取得硕士学位。接着，我继续在伯克莱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我又有机会在1972年前往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任教。起初只是短期教职，后来便转为正式教职。在我任职于伦敦大学后，我的硕士论文不久便刊发于1972～197 年的《华裔学志》第 0卷。而我的博士学业也同时进行着，在亚非学院取得正式教职的那一年，也就是1974年，我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

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当时也集结了一批学有所长的汉学名家，如葛瑞汉、刘殿爵、谭朴森等先生。葛瑞汉是世界公认的中国哲学和语言研究权威。刘殿爵先生的《论语》《孟子》等英译本在欧美十分有影响，我的新着《湮没的思想》中即参考了刘先生的英译《论语》，刘先生后来回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前几年刚刚去世。谭朴森先生也是前几年去世的，他的藏书后来由家属捐赠给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供学者们利用。亚非学院有着非常好的藏书和学术环境，用李学勤先生的话来说可谓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汉学中心之一”，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值得回忆的时光。1981年，李学勤先生来英国做访问学者，我们建立起了良好的学术合作和私人友谊。李先生的《东周与秦代文明》初稿，也是写成于英国。自此之后，我和中国学术界开始了广泛而长久的交流，访问中国的次数也一年年增多。1995年以后，我回到美国，任教于达慕思大学，一直到今天。

问：郭店简、上博简以及清华简，是最重要的三批楚简材料。而郭店简1998年刚出版后，您就在达慕思大学组织了一次隆重的关于郭店《老子》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在当时学术界可谓是一场盛事。请您谈谈这次会议的前后经过，以及郭店简对您学术方向的影响。

艾兰：1998年5月22日到26日，在我们达慕思大学举行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可以说是我参加组织过的诸多会议中颇令人兴奋与回味的一次。其实，早在199 年底，我们就从中国的一些媒体报道里获知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尽管稍有讹传，但在湖北省荆门楚墓出土了对话本《老子》，还是很快在欧美早期中国研究领域传了开来。对这一考古发现，我们一直保持着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期待着早日见到竹简的真实面貌。直到1998年5月，竹简经由彭浩等先生整理完毕，又经裘锡圭先生审订加按语，由文物出版社推出了《郭店楚墓竹简》一书。紧接着，就是达慕思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由我和达慕思大学宗教学系的韩禄伯教授联合召集，参加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如中国大陆的裘锡圭、李学勤、李零、李伯谦、刘祖信、徐少华、高明、彭浩、王博，美国的鲍则岳、罗浩、夏德安、罗凤鸣，德国的瓦格纳，加拿大的叶山等诸位先生。

会议期间，对《老子》甲乙丙及《太一生水》等篇章展开了热烈讨论，并且就郭店楚简的性质与内容，也进行了深入探讨。一时间引起了诸多媒体报道，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把这批郭店所出的竹简比喻为“中国的死海遗书”。

郭店简使我对竹简产生了很大兴趣，尤其是其中的《太一生水》这篇哲学佚文，我于1997年撰写的英文专着The Way of Water andSproutsofVirtue即受此启发而成。这部着作后经张海晏先生翻译，以《水之道与德之端》为题，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2002年印行。后作为《艾兰文集》之三，由商务印书馆2010年再版。

问：《湮没的思想》和您早年的着作《世袭与禅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您在《世袭与禅让》一书中论述了世袭或美德传位问题在战国思想中的重要性。而《湮没的思想》则通过新出竹简来印证了您之前的学术思考，并有进一步的深入和发展。您的新着《湮没的思想》，尝试用出土简帛来探讨“禅让传说与理想政制”的思考，是否即缘起于那个时候？

艾兰：我的博士论文TheHeirand the Sage：Dynastic LegendinEarlyChina完成于1974年，后几经修改，在1981年以英文出版。时隔多年后，于2002年由孙心菲、周言先生翻译，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艺术与思想史丛书”，中文译本题为《世袭与禅让——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传说》。后来余佳先生又翻译了一版，于2010年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列为《艾兰文集》之二。

1998年《郭店楚墓竹简》出版后，其中一篇题作《唐虞之道》的珍贵文献，涉及了尧舜禅让传说。尔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各辑陆续出版，其中的一些篇章，如《容成氏》和《子羔》等也涉及了禅让问题。这些新出竹简，印证了我在《世袭与禅让》一书中得出来的结论，引起了我的关注和研究思索。关于《湮没的思想》一书的萌芽，也从那个时候开始。而最近几年，清华简的出版，又掀起了新一轮的竹简热，吸引了诸多学者的注意力，我也不例外。并曾在中国访学开会之际，亲赴清华观摩这批竹简。清华简的《保训》篇作为战国时期的楚国文献，不仅涉及了尧舜禅让传说，而且强调建立王权统治天下就有必要得“中”，即“得中而成王”。正是由于郭店简、上博简、清华简这三批新出竹简提供的典籍佚篇，使得我的研究得以在《世袭与禅让》之后得到进一步推进。

此次所列入《艾兰文集》之五的《湮没的思想》一书，可以说是我耗费精力和时间最久的一部着作。而且这部书英文版Buried Ideas:Legends ofAbdication and IdealGovernment in Warring StatesBamboo-SlipManuscripts出版于2015年11月，中文译本在2016年10月出版，可以说是我的着作推出中译本最快的一部。这一方面和大陆学术界简帛热的大环境有关，另一方面也要感谢译者蔡雨钱先生以及商务印书馆的诸位先生鼎力相助，特别要感谢老朋友李学勤先生为此书赐序。

问：《艾兰文集》至今已经出版了五部，请问您现在和今后还在从事哪些重要的学术课题？

艾兰：我最感兴趣的是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些题目，仍是我持续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另外，对于商代美术这一板块，我也有一些自己的思考。今后的研究，对这一领域会有所涉及，以期从全面的视角来探讨青铜器纹饰背后所蕴藏着的商代人的审美和思想。

问：2008年时由夏含夷先生主编推出了《远方的时习——〈古代中国〉精选集》，里面收录的论文，视角新颖，分析讨论问题的手法也与大陆学术界不同，令人读过之后印象颇为深刻。您现任《古代中国》（也译作《早期中国》）主编、古代中国学会会长。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古代中国》？

艾兰：《古代中国》创刊于1975年，是欧美早期中国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一部学术杂志。《古代中国》是由古代中国学会来组织与发展的，这有点类似于《古文字研究》与古文字学会的关系。只不过相比于《古文字研究》所刊发的论文比较集中在甲骨金文简帛考释等领域，《古代中国》上所刊登的论文范围更为广泛。涉及的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一直持续到秦汉时期。内容方面，不论是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还是古文字学、艺术史等等，都有涉及。我们欢迎写得比较具体深入的专题性论文。迄今为止，《古代中国》已经出版了 9辑。我们欢迎大陆学者订阅《古代中国》，同时，《古代中国》也开通了网上在线阅览earlychina.org，以期方便同国际学术界交流。

（编辑：王怡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