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了

价格也就会骤然下降 谈起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梁启超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众所周知，这位“饮冰室主人”不但是赫赫有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启蒙思想家，他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等领域也有不小的建树。为他作传，难度可想而知。解玺璋埋首创作4年之久，拨开清末民初纷繁复杂的政治社会局面，为读者呈现出这位风云人物的动人一面。10月26日，北京市作协在京召开了解玺璋新作《梁启超传》研讨会，北京市文联党组副书记、作协分党组书记程惠民，及数十位评论家、学者共聚一堂，围绕这部作品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满怀诚意地啃了根大骨头”

梁启超可谓中国近代知识界的中心人物之一，他终其一生所面对的问题通常是时代核心的问题。在他50多年的生涯里，他的思想也一直在与时俱进，不断调整。要理清这位大家的思想脉络，不但要阅读梁启超本人留下的2000多万字，也要阅读关于那个时代的大量资料。这对于一个专业的史学工作者尚非易事，对于身为“槛外人”的解玺璋来说，更无异于“啃了根大骨头”。

面对这项貌似“不可能的任务”，解玺璋展现出十足的执着和诚意。与会的雷达、王升山道出不少他们平日所观察到的细节，比如解玺璋“到哪里都带着书籍资料，不论在车站还是休息厅，总是在埋头阅读”，“为了写《梁启超传》，眼镜都用坏了两副”。作家的呕心沥血，由此可见一斑。

“梁启超并不好写，他的复杂性在同时代人中首屈一指。他不是单靠着述立身的一介书生，而是一位积极参与政治实践的行动家。敢于攻这一题材，我很佩服解玺璋的勇气。”雷达认为，《梁启超传》写得十分饱满，像一棵丰茂的树。作者把历史写成了“有体温、有呼吸、可以捉摸的样子”，可以说是“把历史写活了”。陈晓明同样谈到，以文学为业的解玺璋，在《梁启超传》中展现了极强的历史辨析能力和历史关怀，这一点十分难得。他将《梁启超传》称为他近些年读到的最好的传记作品之一。

与会的几位历史学者都是近代史的行家，在他们看来，《梁启超传》“自觉地按着学术规范”叙述，体现出作家的谨慎与负责。张鸣说，如今市面上的人物传记，十有八九从传主“出生的第一声啼哭”写起，而解玺璋却别出心裁地在书中搭建起一张关于梁启超的“人际关系”，把梁启超“招人喜欢”的一面勾勒了出来，“资料翔实，角度新颖，可以当成关于梁启超的字典来用”。马勇也提到，要了解一段历史，就需要“用温情和敬意看待历史中的每一个人，用心体会他们做法的逻辑性和合理性”，《梁启超传》就作出了这样的尝试。

“以人为纲”：刻画知识分子群像

在此次研讨中，大家争论较多的是《梁启超传》“以人为纲”的结构问题。这部作品基本上按照梁启超与不同人物的关系分出章节，写出了他与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蔡锷、胡适、徐志摩等人的来往恩仇。陈福民等评论家提出，这种写法会导致各种历史线索相互交错，能够反映历史丰富的一面，但同时也会显出“驳杂”的一面，故事容易淹没在历史之中。

孟繁华等评论家则认为，这种叙事方法可以接受，是一种“好看、好读”的写法。徐坤谈到，《梁启超传》借鉴了戏剧结构，以梁启超为主线，通过对几位人物的散点透视，刻画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其中不乏慷慨悲壮，也不乏细腻感性，这种结构将梁启超塑造为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贺绍俊还引述了“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话，认为通过梁启超与几位重要人物的关系，作品“呈现出历史最生动的表情”。

谈《梁启超传》，大家总不由得心生感慨，为那个时代仁人志士顶天立地的风范，也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精神。梁启超其人，生前被同辈诟病不浅，去世后也是争议多多。如何尽可能客观谨慎地反映历史面貌、站在一个更新的历史角度来看这位大家，文学界和史学界都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梁启超传》的作者解玺璋所说，一生读梁启超，未必真正懂得梁启超。他在未来会继续认真解读梁启超。这部60万字的作品也许只是作家的起点。

（：李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