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华文闪小说虽体量小小惊艳

法国作家奥利维埃·罗兰出生于1947年，他是法国“五月风暴”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曾在巴黎街头向戴高乐政府呼喊法兰西民族《人权宣言》的最高理想：平等，自由，博爱。日前，这位年近古稀的作家带着代表作《纸老虎》来到上海，在复旦大学举行的主题为“历史、记忆与文学创作”的讲座中，他为中国读者讲述了优雅谦和的法国人曾有过的另一段 岁月。

因为迷茫而写作

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过后， 褪去。参加过革命的法国知识分子开始怀疑曾经的信仰，信仰的破碎使得一些人终于因焦虑过度而自杀。有些则走上了漫长的反省之路。罗兰属于后者，而前者则成了他的小说《纸老虎》中玛丽的父亲。革命过后的罗兰十分迷茫和困惑：曾经热烈的信仰到头来竟被证明是走不通的理论。以前几乎不读书的他开始阅读康拉德、福柯、普鲁斯特、福楼拜等作家的作品。小说似乎能慢慢消解罗兰的困惑，后来他竟对小说着了迷。

当被问及为何三十年后才写这本关于革命的书时，罗兰这样说：“很多东西都会沉淀，当其在记忆中快消失时，就像水慢慢渗过石头，越到后面，越能够比较冷静。”这样的回答引起了在场的评论家张新颖的共鸣。张新颖这样评价罗兰：“很多人从文学离开了转到理论上去，而罗兰先生走的路正好相反。文学和历史孰重孰轻，我们无从所知。但有的时候，你真的能在文学作品中读到历史中没有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文学的价值。”

在那个年代，困惑的罗兰选择了写小说。其实在198 年他就发表了第一部小说《未来现象》，对革命的破灭进行思索。但他说“那个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又很不一样，那时候 还未完全退却，而现在，终于水滴石穿似的让我平静下来”。1994年，他的小说《苏丹港》获法国费米娜奖，200 年，小说《纸老虎》获法兰西文化奖，2010年，他又荣膺法兰西学院保罗·莫朗大奖。

告诉下一代人我们的事

《纸老虎》一开始就采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并以第二人称展开叙述，讲述发生在1968年前后的故事，通过作者强烈的视觉和动态感受的描写，反映出一个特殊时代看似轻狂却包含着年轻人强烈精神追求的特殊体验。“那时候你们眼里的世界、你们生活的世界，都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向深处，把你们改变，那个力量把每个事件每个个人都跟历史中最伟大最悲壮的事件和个人结成一条链。人们可以认为这些很可笑，但这毕竟是诗一般的东西。”罗兰尝试用一种沉静的语言向大家展示那一个特殊时代的往事。

回忆过往，罗兰表示，每个人都有自己表达情绪和困惑的方式。“我当时参加了 五月革命 ，当时也有人提出用暴力来争取平等，可是我总觉得，在我们的极端里还存有一些理性，而暴力的结局会让我们成为恐怖组织。”可是他总觉得，如果想要下一代人了解有血有肉的事件过程，他只有借助笔墨的力量。“小说借助语言的媒介可以生动再现当时的人经历了什么，这是有血有肉的，因为他们的内心生活也在小说里。至于我为什么选择第二人称叙述，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真的很想告诉下一代人我们那一代的事情。我喜欢在书中写女性，这样选择时因为我总觉得更有欲望写下去。”他说。

法国作家保罗·瓦莱里说过，“如果每个人除去自己的生活不能经历其他别的一些生活，那他就不算经历了自己的生命。”如果这是真实，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着丰富人生的奥利维埃·罗兰。在《纸老虎》中读者可以读到很多以工厂为场景的片段。回忆时，罗兰仍然觉得当年在工厂的经历让他受益匪浅：“那一段时间，我们的组织曾经去过巴黎附近的工厂，我是负责的头头。在那里，我渐渐发现大学生和工人的诉求非常不一样。我们组织提出的口号是为工人争得平等，争取尊严，而他们的则是： 给我们涨工资！ 一直以来，法国的知识分子很清高，觉得工人阶级可能就是没有文化，甚至粗鲁的。可是，真正走近那些人，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纸老虎》中的“我”的叙述常常充满着理想主义，而在听着的“我”叙述过往的朋友之女玛丽却很少说话。他们身上呈现出的罗兰是这样看待两代人的理想的：《纸老虎》的创作背景正是西方涌动着理想主义浪潮的时期，战后财富分配很不均匀，知识分子也能看到印度支那艰难地走出被殖民的处境。西方世界享受成果的同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却遭受着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带来的苦难。“我觉得这样的理想主义在今天也仍然值得坚持。渴望公正和博爱的意愿任何时代都存在。因为人类永远需要平等、公正、博爱。”谈及年轻一代的理想，罗兰说，“我们现在也常常想问年轻人：你们这一代人的目标是什么？但是这也只有这一代人自己去回答。”

作家应对语言敏感

阅读《纸老虎》的读者往往会被其中精妙的语言所吸引，在创作中，罗兰坦言自己非常欣赏福楼拜的创作理念：“我甚至只想写一本书、没有故事，也没有情节，只有语言。”该书的翻译孟湄更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因为各种新造的词而费尽脑汁。罗兰认为，作家对语言应有一种敏感。与许多语言类似，法语也在时代的发展中不断受到各种外界因素的影响。“我觉得法语正在简单化，平庸化。而这样的趋势在全世界蔓延着。”他说，“在语言贫困化的时代里，作家在用他们自己的创作来扞卫自己的语言。我很喜欢自己国家的语言，尤其喜欢十八世纪的法语，拉伯雷的法语。”但他同样认为，语言有自己的生命力，不应当像保护历史文物那样固守。“如果我们的语言是丰富的，广阔的，我们的思想也会开阔；相反，如果我们的语言是狭隘的，平庸的，我们的思想也会跟着贫瘠。我认为，做文学的人的使命就是要坚守语言，保护语言。如果我们要描述一个景象，我们要用语言把它描述得更加生动。用费尔南多·佩索亚的话说，要让 田野在词语中的苍翠比它自己的绿色更加浓郁 。作家的使命就是要用美的语言完成对读者的一种呈现。”

（编辑：李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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