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一百岁惊艳

我不想讲一个人的故事，也不想讲一个人的苦情故事来赚取眼泪。这不是一个讲风土人情的观光片，不是讲述历史和现状的专题片。真实人物、真实场景，就是纪录片吗？不是。故事片吗，当然更不是！

在为创作 《捕梦之乡：〈哈扎尔辞典〉地理阅读》奔赴贝尔格莱德时，作家陈丹燕就已经在尝试着拍摄一些“小电影”。在她的请求和安排下，十七岁的红发芭蕾舞者安吉拉穿着古典芭蕾装轻盈地进入帕维奇生前的卧室，芭蕾舞鞋的木头鞋尖敲打地面发出轻柔笃笃声，舞者抬起修长的双臂，在窗前无声地舞蹈。

“我看到作为读者在书中获得的灵感和作者在这里燃烧过的天赋，在窗前的安吉拉身上合二为一。这个纯洁的具象就在我面前，在窗台前的天光里静静舞蹈，为表达我心中感受到的、却无法看见的所有优美的感受，那样具体而微，又超越了所有地理和时空的现实，那样抽象而超现实。”在书中陈丹燕这样写道。

似是机缘巧合，又是顺理成章。《捕梦之乡》的创作和出版，正处在中国和塞尔维亚交往日渐密切，随着中塞双方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深入合作，《捕梦之乡》在中国和塞尔维亚两地的出版和发行，陈丹燕写作之余在“小电影”上的练手，如此种种，让她水到渠成地成为了中国和塞尔维亚合作拍摄的第一部电影的导演。就在今年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萨瓦流淌的方向》发布首个预告片，电影有望在今年底完成。在预告片中，观众可以看到，贝尔格莱德最繁华街道上的古老书店里，书店员工一起成为了塞尔维亚文化的守护人；闭馆十年后重新迎客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人们付出全部心血……

“我不想讲一个人的故事，也不想讲一个人的苦情故事来赚取眼泪。这不是一个讲风土人情的观光片，不是讲述历史和现状的专题片。真实人物、真实场景，就是纪录片吗？不是。故事片吗，当然更不是！”当记者问这会是一部怎么样的电影时，陈丹燕回答。

排除所有的“非”，然后，找出那个恰恰好的“是”，比按照惯例拍一部寻常的纪录片，需要付出数倍甚至十几倍、几十倍的努力。更何况，尽管有塞尔维亚官方和民间的全力支持，怎样才能找到一个足够独特和合适的故事，如何让一个新导演顺利实现文字和影像之间的转换等等，在异国他乡的拍摄还是遭遇了许多无法预知的困难和旁人无法想象的压力。有一次，一个设想好的故事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推进，而中国的拍摄团队已经买好机票在前往途中，陈丹燕独自流着眼泪，从长街的这头走到那头，然后，她又坐进街道尽头的咖啡馆里，继续写她的故事。尽管后来柳暗花明，但其中的艰难可见一斑。如今拍摄完成后，创作团队需要在已有的一两百个小时的素材里，剪裁出一个半小时的电影，难度可想而知。

“如果有一个范例可循，我们就不用那么辛苦了。但是，对我来说，如果有一个例子可以去学，那我就会回避。我不想跟在别人后面。独创性一直是我的追求。在写作的这么多年里，我一直都在训练自己，让作品保持独创性，保持个人印迹和行文风格。现在，我的故事是别人没有的，我要为这个故事寻找最佳的表达方式。如果没有既有的形式，我就要去创造。创造形式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却是我必须要做的。”陈丹燕强调。

《萨瓦流淌的方向》将是一部没有先例可循的“作家电影”，最终的呈现，会推翻观众对它的所有想象。之所以将它称为“作家电影”，并不仅仅因为导演是一位作家，而是多年以来，陈丹燕作为一位作家的自我训练，已经融入这部电影的精神之中。或许，现有的电影类型没有办法“收服”这部野心之作。一如当年《上海的风花雪月》出版后，编辑发愁地对陈丹燕说，无法将这部作品归入当时的文学分类中，纪实文学？散文？小说？都不是。现在回过头来看，它应该被归入“非虚构写作”，但当时这个概念尚未被大众所熟悉和接受。“现在，我们的电影也有点像当时的情形。”陈丹燕说，“我想要做的是一个非虚构的电影。”

事实上，在这些年的写作中，她一直在探索文字所能达到的边界，并试图将抽象与具象进行结合。“当图文不能满足我的愿望时，如何让想象力加倍？文字不能抵达之处，移动影像会带来什么样的开拓？”她这样想，并开始尝试文字之外的表现方法。这也是写作日渐趋于成熟和习惯之后，她对自己提出的不满足。“写作这么多年以后，我已经不需要偷懒，凡是可以容易达到的，我已经全部试过了。现在，我需要的是一件对我而言非常困难的事情，我应该做的，是我真正想做但是一直没胆子去尝试的事情。而且，我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害怕失败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去练练我的胆子了。”

于是，作家陈丹燕成了导演陈丹燕。在身份转换的过程中，她和执行导演周洪波花了很多时间讨论文字与影像之间的转化。“文字带给读者的是抽象的想象力，电影带给观众具象的想象力，这两个想象力之间，有没有一个可以联通的通道？这种联通是损失了两部分的想象力，还是有一个灰色地带可以包容二者？我希望这部更多基于文学的非虚构电影，可以为观众带来更多的想象空间，可以跨越不同领域的隔阂，跨越语言、文化背景上的障碍，展现出一种辽阔的世界观。”

但影像毕竟不同于文字书写，在和电影专业人员的相处中，在跨界的不停磨合和互相启发中，陈丹燕和她的团队渐入佳境。而文学，始终是这部电影的“精神指引”。在这部电影中，她试着用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采用的方式，来讲述塞尔维亚的历史和现在。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把硝烟弥漫的战争和恋爱、婚姻、家庭等多方面的日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借助于庞大、严密、多线条纵横交错的结构，提供了俄罗斯广阔而真实的社会生活场面。陈丹燕的《萨瓦流淌的方向》，试着以自己的方式将文学叙述影像化。

在塞尔维亚，陈丹燕和她的团队受到热烈欢迎：塞尔维亚的文化部长开放了关闭11年之久的现代艺术馆供他们参观，东正教的牧首也亲自开放位列顶级国家文化遗产的修道院，这也是这个祈祷仪式七百年以来第一次接受拍摄。塞尔维亚人报以巨大的热情，希望她能以自己的方式将塞尔维亚的文化和精神传递给中国观众。“现在的我已经有能力建立自己的世界观，有与另一个世界平等分析和交流的能力，我才能让故事往深处走。”陈丹燕想要的是深入灵魂的对话，而非走马观花的呈现。

而从《捕梦之乡》开始结下的缘分还在继续。普鲁斯维塔出版社的总编辑以及书店总经理米兰科维奇在陈丹燕创作《捕梦之乡》时，给予她很多帮助。而米兰科维奇所在的这家出版社，在南斯拉夫时期曾拥上千家门店，只是在后来私有化的浪潮下，出版社规模日渐萎缩，如今只剩下两家书店，当年的8000名员工也缩减到只有区区12人。但这家出版社曾出版了塞尔维亚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包括文学奖获得者安德里奇的“波斯尼亚三部曲”。如今，这个巴尔干地区最古老的书店，虽然地处贝尔格莱德最繁华的街道上，却日渐陷入困境，有时甚至支付不出电费，濒临破产的边缘。

现在，书店的故事成为了电影的主线之一。比如，书店夜读便是执行导演周洪波想出的点子。在此之前，陈丹燕的想法是让店员抄书。周洪波向她建议，习惯阅读的人可以通过抄书来了解这个国家中最好的作品是怎么思考历史和宿命的，但是，对于普通观众而言，抄书的节奏太慢了。于是，抄写变成了朗读，沉默的书写变成了穿透黑夜的声音、时而严肃时而舒朗的表情，和无数本在黑暗中发出幽光的书籍。于是，二维的思维空间变成了三维的立体呈现。而这正是陈丹燕、周洪波和这个团队一直在尝试的方向：把阅读和心灵“电影化”。此前，他们已经做过许多种尝试，有过成功，也有过失败。在无数次摸索中，合适的拍摄方式逐渐成形。

而这些在书店夜读的人，是书店的总经理、硕果仅存的编辑、遭遇关闭风潮时日夜住在书店保卫书店的员工、仓库管理员、负责管理电脑系统的小伙子，每个人都为这个书店付出了所有的热情和时间，虽然他们每月的工资只有200欧元。

玛里亚娜是其中一个朗读者，她曾是作家安德里奇的编辑，也是塞尔维亚版《捕梦之乡》的编辑。为了节省开支，她和母亲住在另一个城市，每天上班都需要长途奔波。那天夜读后，所有的车辆都已经停运，陈丹燕想邀请她到自己的酒店去暂住一晚，却被玛里亚娜委婉拒绝，她选择到另一个朋友家住一晚，因为她觉得陈丹燕住的四星酒店对她而言“太奢侈了”。至于米兰科维奇，出人意料地选择了《孙子兵法》作为自己的朗读文本，在保卫书店的斗争中，中国哲学让他有知音之感。后来，当陈丹燕问他在《孙子兵法》里学到了哪个斗争策略时，他回答了四个字：“以静制动。”

“如果不是夜色笼罩，如果不是烛光朦胧，我们很难发现他们那令人敬佩的尊严感。白天上班时，他们就是书店里的普通员工，扫地的扫地，卖书的卖书，一进入朗读，他们心里的文化就全部出来了。塞尔维亚的知识分子，真的把自己的文化当成心灵的武器。”陈丹燕感慨。

在《捕梦之乡》中，陈丹燕如此描述贝尔格莱德留给自己的印象：“这个城市被占领过四十次，它久经沧桑却不屈不挠地活下来，所以这里的人才懂得享受一朝一夕之乐。这座城市好像经受过生活中重大创伤的中年人，创痛是那样剧烈，而且那样不可挽救，所以只能认命。他知道命运无常，祸福旦夕，所以即使是一个上午的阳光也要好好享受，即使是最悲惨的命运也要平静接受，即使只活一天，也要忘情寻找它的美。”在继续行走脚步的《萨瓦流淌的方向》中，陈丹燕则开始探寻这“享受一朝一夕之乐”背后的文化支撑。“经历过这么多战乱和动荡后，这个国家的文化以何种状态生存了下来？”

她试着，给出了一个陈丹燕式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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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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